失：死人伤财信誉受损

在马晓霖看来，美国的确为发动伊拉克战争和战后控制伊拉克局势而付出了沉重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代价，包括严重的生命和经济损失，国家形象和国际信誉也因输掉道义制高点而严重受损。

马晓霖说：“匆忙发动战争却未周密规划战后治理、摧毁萨达姆政权却释放了伊朗的能量、加剧伊拉克地区民族、宗派力量格局的矛盾、世俗政权的垮台给宗教力量的成长提供空间，这些都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教训和挑战。”

陶文钊表示，美国在伊战中最直接的代价可以从伤亡人数和经济损失数据中体现。他说：“除此之外，在经济上，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借债打的战争，推高了美国的债务，对后来的金融危机存在间接影响。另一个重大战略失误是，美国把本来中东地区制衡伊朗的两个最主要的对手，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塔利班是逊尼派一个极端组织)和萨达姆控制的伊拉克都打掉了，给予了伊朗发展空间和挑战美国在中东霸权的机会。”

“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府的最大后果之一，就是打破了一股与什叶派大国伊朗平衡的力量。美国现在担心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的什叶派走向，这也是现在美国为什么对巴沙尔政权穷追猛打的原因。”陶文钊说。

美国的改变

攘外必先安内

放弃先发制人

今年1月24日，美国参议院举行新任国务卿提名听证会，候任国务卿约翰·克里阐述了其未来四年外交政策蓝图，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思路。克里说：“只有把美国国内的事情做好，才能在世界上强大。”

今年2月27日，美国新任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在入主五角大楼的第一天就说，美国不能“对世界发号施令”，需要与盟友合作并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

在陶文钊看来，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和后来的金融危机，美国一个最大的改变是意识到必须得先管好自己国家的事情。“美国意识到不能随意左右别人国家的事情，不能对别国发号施令。”

在美国对中东外交的实践中，陶文钊表示，最大的改变是美国在经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后，在短期将来再打地面战的可能性没有了。“从目前美国对伊朗和叙利亚的态度可以看出这样的变化，美国充其量是出动空军或远程袭击。相较从前布什先发制人的咄咄逼人，奥巴马在处理中东问题上的姿态放得比较平和低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