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国可以在此次仲裁中充分掌握好时间步骤。涉及海洋划界的仲裁程序通常旷日持久。以最近孟加拉国与印度的海洋划界仲裁为例,自2009年10月孟加拉国提起仲裁,至今仲裁结果仍然遥遥无期。由于菲律宾仲裁请求中的第三项有关美济、西门、黄岩诸岛礁的认定问题需要现场取证,以判断各岛礁是否在高潮时高于水面以及是否能在自然状态下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笔者保守估计此次南海仲裁将会耗时三年以上。如果中国拒绝参与本次仲裁,那不妨在现场取证的问题上掌握好时机与合作方式。只要这些岛礁还在中国的实际控制之下,中国就有能力拒绝仲裁法庭与菲律宾的现场取证。

综上所述,笔者并不担心仲裁法庭会在短时间内作出对中国不利的判决,但更为现实的危险来源于周边各国的连锁反应。日本和越南已多次表示应以国际法解决其与中国的海洋划界问题,如果两国在短期内相继提起针对中国的仲裁请求,中国可能会在海洋法仲裁法庭上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如果坚持缺席此类仲裁,将会丧失影响仲裁结果的宝贵机会。而如果中国积极应诉,则又可能受到不利仲裁结果的约束。比较折中的应对方式是,仅对仲裁法庭的管辖权作有限的抗辩,一旦仲裁进入实质阶段,中国应撤出仲裁并公开否认仲裁法庭的合法性。

笔者认为,中国对于此次仲裁的消极应对恐怕也是无奈之举。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菲律宾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上都缺乏和中国抗衡的实力,如果本次仲裁失败,菲律宾没有任何实质损失。但如果仲裁法庭支持了菲律宾任何一项仲裁请求,菲律宾必然会大肆宣扬其在国际海洋法上的重大胜利,将南海问题更加国际化与复杂化。而对于中国来说,南海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无论是谁都担不起丧权辱国、丢疆失土的沉重责任。哪怕中国在本次仲裁中有99%的胜诉把握,政府和民众也不愿意冒着1%的败诉风险将国家的领土问题交由几个外国人来决定。

此外,中国在此类国际公法仲裁中面临人才匮乏的情形。考虑到此次仲裁的重要性和敏感程度,中国可能更倾向于聘请中国本土的律师。但中国自1949年以来,从未以国家身份参与过任何国际法庭或仲裁庭的公法案件,在国际公法领域的实战经验严重不足。随着未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可以预计中国还会涉及各类国际公法下的诉讼和仲裁。由此看来,中国不但应当重视国际公法的学术研究,也应着力培养本国的国际公法诉讼人才。(郑叶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