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转型中的社会

和前两次一样，中国内部问题因素更为重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其一，中国自身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中国是转型中社会。所有国家的转型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今天的中国特别像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面临食品不安全、药物不安全、环境污染、社会不安全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资本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展的同时，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不过，中国的问题更为深刻。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经济发展路程，在这个紧缩的时间里，很多社会问题也加速度地暴露出来，让社会不可忍受。

再者，如果和日本与“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的发展模式显然有很多问题。东亚经济体尽管也经历过同样高速度的发展经历，但没有发生如此深刻的社会危机。在中国社会，人们往往把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欧洲、美国和东亚经济体做比照，而不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发展问题，这种比照往往导致悲观的结论。

其二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理论问题，执政党对改革和社会的发展毫无理论准备。无论是官方所坚持的理论教条，还是盛行于社会上的各种不断变化的理论，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毫无解释能力，无论是积极的发展和消极的现象，官方和社会群体都是在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话语来解释中国。左派和右派都拿着西方的东西来看中国，评判中国。不过，西方的东西解释不了中国的成功与失败。无论是官方对其陈旧、教条的坚持，还是左、右派对西方话语的借用，不但不可能培养中国意识，反而是在加速度地去中国意识。和前两次危机一样，当来自西方的过于理想化的概念泛滥的时候，尤其当这些概念走出书本和校园，来评判中国的改革实践的时候，“中国意识危机”必然加深。

其三就是前两者的综合症。因为不知道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是怎么来的，也说明不了这些问题可以如何解决，就导致了社会成员深刻的焦虑症状，不知道国家的明天会如何，自己的明天会如何。这种情形在“五四运动”期间产生过，也在1980年代中期产生过。

如何解除“中国意识危机”呢？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中国信心。确立中国信心并不是像一些人在做的那样，关起门来，说自己优越。人们必须一方面持开放的心态，不能因为政治上的考量，人为地把中国价值和普世价值对立起来。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和价值，都是核心价值和普世价值的结合体。应当抛弃“西方的就是普世的”这种简单的想法。西方的一些价值是普世的，但也有些价值是西方特有的。中国价值也是如此。

再者，在全球化的状态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阻止普世价值的流通和传播。当中国成为世界共同体一员时，中国本身所拥有的普世价值，也不断影响其他国家。但同时，正是因为有些价值是特殊的，在实践层面，人们也不能滥用外来的理念，要切实考量哪些理念和中国国情相冲突，哪些理念接近中国国情，哪些理念可以并且应当加以中国化，进而把其整合进中国本身的核心主流价值。

简单地说，“中国意识危机”能否克服，取决于，第一，能否确立这样一个为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的主流意识；第二，这个主流意识能否帮助中国推进各方面的改革，确立有效的政策来消化和解决目前所面临各种社会问题。从前面两次危机的经验看，前者是关键。只有有了主流意识，社会才会有共识；有了共识，社会就会具有凝聚力；有了凝聚力，才可以动员资源来克服危机。(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