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福利投入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收入两极分化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收入分配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即对资产阶级是财富的积累过程，对工人阶级则是贫困的积累过程。由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得到的工资在新创造的价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少，制约了工人阶级消费能力的扩大，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

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产品分配原理，他指出，如果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现在从它里面应当扣除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以及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只有在做了上述扣除之后，才可以按照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其中的“保险基金”、“保健设施”等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就是指的能够确保社会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主要通过公共福利制度来体现，而公共福利制度是通过公共财政分配活动实现的。

我国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进入转轨时期，传统的福利体制被打破，但新的福利分配制度还不健全。

首先，受到国家财力的制约，中国总体上的福利分配远远不能有效满足实际需要。２００７年，我国公共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还不到３０％，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其次，公共福利在城乡的分配差距非常明显。以人均卫生健康资源为例，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６．１％，而公共卫生资源还不到全国的２０％。

再次，城镇中的农民工和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由于户籍歧视，他们一直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最后，即使是在城镇，公共福利的覆盖面也非常有限，比如当前还有将近一半的城镇人口没有纳入养老保障范围。

当前，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等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不均衡、不公平的供给状态，增强了中西部地区居民、农村居民、城市贫困居民未来的消费支出预期，导致居民风险防范型储蓄动机不断增强，对消费带来不利影响。根据《中国统计摘要》提供的数据，我国居民消费率已由“六五”时期的６６．３％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４９％。美籍华人张欣教授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保障支出对促进消费、增加产出的作用非常明显，即中国每增加１００亿元社会保障支出，可以增加１５５亿元的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