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关于“剩女”讨论之热几乎烫手，有的称中国“剩女”大批量出现，北京“剩女”已达50万（还有称80万的），有的说中国“剩女”现象已经有国际影响（比如韩国《先驱经济》就有报道），有的热衷寻找剩女的成因，有的则忙于给“剩女们”寻找出路，更有媒体探讨“剩女”现象究竟是社会之病，还是社会进步的表征？一时间坊间网上声浪滔滔，几乎要把那些不思改变现状的“剩女”和她们的父母淹没。但没有人检视“剩”之概念的预设前提是否成立。“剩女”一词隐含逻辑就是“女大当嫁”，不婚不嫁，即为非常态；超过了“适婚”年龄，就是被拣“剩”下来的“败犬”。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习俗，对女人尤其如此。但进入20世纪后，这一传统习俗开始打破了，坚冰迸裂之后，晚婚者有之，不婚者亦能在裂隙下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当这种变化不再以个体而是以群体性出现时，非常态就可能成为常态。社会公认的“适婚”年龄，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我国相关的统计数字显示，男女的初婚年龄都呈提高之势，正如一位网友所言：“十几岁结婚是爷爷奶奶的年代，二十几岁结婚是爸爸妈妈的年代，而我们现在的这群年轻人，三十几岁结婚马上就要变成趋势了。”

男女初婚年龄的延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欧美，男女初婚年龄一般分别为30岁、28岁。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文化差异所致，西方人同居不婚的多，因而拉高了初婚的平均年龄。那么和我们同样重视婚姻和家庭的日本，男女初婚年龄均已超过30岁，韩国男性初婚年龄也超过30岁，女性初婚年龄则提高到28岁。世界各国初婚年龄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今社会人们接受教育的时间普遍延长，不然不足以适应不断提升的职业要求。另一方面，竞争压力加剧，城市生活成本（比如住房成本）高企，更多的年轻人先立业再成家。总之，“适婚”年龄的边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尺度。未来，这个尺度应该是极富弹性的。20已婚、30不婚，都应视为正常，何时恋爱、何时结婚，应该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心理预期和人生设计自由决定，而不应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固定的年龄段。

但在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反差。一方面，男女受教育年限都在增长，而教育对消解社会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的竞争力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女性读了本科读硕士，读了硕士还可能读博士，二十八九岁出校门，因此延迟结婚，如在发达国家，是不会被冠以“剩女”一名的，就是上述韩国的报道，对这一趋势的评价也是正面。另一方面，国人对“适婚年龄”的认知却依然固守传统的尺度，因而把具有高学历的未婚女性都划到“剩”的一堆，这是文化观念的变迁滞后于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