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日本马克思主义则在这方面具有优越性。前面我已经说过，由于没有意识形态的干扰，再加上日本人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和作文献考据，他们对经典著作的文本解读做得非常精细和系统，特别是在对最新出版的MEGA2上，无论是文献学研究还是文本解读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再加上他们很少受苏联东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非常独特，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一些创造性成果，譬如本文所涉及的“市民社会论”、“物象化论”、“中期马克思”概念、“自由时间理论”、“卡尔·马克思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历史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等等，其中包含了很多我国学者未知的领域。我国目前对这些手稿的研究相对薄弱，对MEGA2的系统研究也才刚刚起步，在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上也亟需有所突破。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我们能尽快地引入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成果不仅可以迅速弥补我国在这方面的不足，而且还可能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生长点。

再次，它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对东方国家而言，所谓现代化一般是指市民社会化。西方社会是从日耳曼共同体的解体而步入近代市民社会的。而东方社会，由于其社会组织原理是亚细亚共同体，它们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从亚细亚共同体走向市民社会，然后才能过渡到未来的共同体。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我国社会现在开始面临着两个重大的转型：一个是从东方的亚细亚共同体向市民社会的转型；另一个是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向承认私人产权的市民社会的转型。2007年我国通过的《物权法》可视为这两个转型的标志。那么，如何完成这一转型？这一问题目前已成为我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实践课题，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界和法学界有关“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实践课题的理论反应。

作为一个事实，马克思曾经在《大纲》的《各种形式》中对共同体如何向市民社会过渡做过专门的讨论，这对于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思考这一问题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幸事。日本马克思主义（参见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思考了东方社会如何过渡到市民社会这样的问题，他们有关“共同体的三种形式”、“资本的原始积累”、“个体所有制”等问题的讨论其实都缘于这一问题意识。由于日本与中国的类似性，他们的思考对于我国的具体实践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