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政府也已看到在扩大投资保增长与控制产能防过剩之间的矛盾，所以一方面在采取诸多控制产能的行动，一方面在刺激消费方面下工夫。不过，笔者认为，这些做法最终可能被实践证明收效甚微，因为过剩的源头是在分配环节，储蓄与消费的分配比例不合理，现存的分配机制总是倾向于压低消费而增加储蓄，所以不触动分配环节而压制产能，没有触及到最根本问题，怎么做结果也不会理想。

消费也是如此，绕过改善分配机制而增加广大居民收入这个关键环节来刺激消费，所能刺激出的消费只能是使居民把未来的消费提前到今天，所以，今天的消费高峰必然会与今后的消费低谷相连接，从中长期看是不可能从实质上提高消费率的。

笔者认为，如果抑制产能和刺激消费等措施不能对冲两年后即将再度出现的危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在“十二五”前期开始下滑。

新的增长动力在于城市化

如果想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较高增长，就必须创造新的增长动力，这个动力就是城市化。发展经济学理论说明，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率，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会经历剧烈的结构转变。而在当代中国，一个最大的结构转化还没有完成，这就是城市化。世界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3000美元时的平均城市化率是55％，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是75％，而中国到目前按真实的城市人口计算，可能只有1/3。所以，当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在2008年已经达到人均3300美元的时候，农村人口这个中国人口主体的年收入水平只有691美元。由于人口主体的收入水平太低，中国的庞大产出能力就无法为国内需求所容纳，生产过剩就是必然结果。

从这个分析也可以看出，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矛盾，不仅可以从体制入手，也可以从发展战略入手，取得效果更快，引起的社会震动也更小。

笔者曾经有一个测算，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能使城市人口从目前的4.5亿增加到9亿，将可增加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和10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消费。如果到2030年，中国再增加3亿城市人口，使中国的城市人口增加到12亿，使中国的城市化率提升到80％，则中国9％以上的增长率能再保持20年。

如果2011年以后，由于内外部原因，中国经济会发生明显减速，那么2010年就将是关键性的一年，只要能尽快转入加快城市化步伐轨道，不管世界经济出现如何恶性波动，中国经济都将可以破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