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解释方法恐怕忽略了日军暴行的特征。试举一例，日军强奸暴行的残酷性、数量以及规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参战方迥然不同，日军系统性地鼓励日本士兵强奸妇女，使强奸行为制度化。根据Frank Gibney（一位当时参战的美国军官）的描述，南京大屠杀发生几年之后，他在冲绳岛一些被美军攻占的日军商店找出不少日军发给其士兵的安全套，其包装纸上有一个正在以刺刀攻敌的日军士兵图片，图片以下的说明为：“Totsugeki！”（前进！）。Gibney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毫无疑问，日军的领袖不但知道强奸问题普遍存在，他们甚至积极鼓励其继续。其次，Gibney所形容的安全套也可以显示日军强奸暴行的系统化与制度化，当时一定是程序化地生产这种安全套，包括了从选取和设计在日军眼中最适当的图片与文字说明、到拨付经费与原材料资源、再到委托生产工厂及批发商这一整套流程。当然，安全套的设计也必须得到日军高管甚至日本政府的官方首肯和许可后方能向士兵发放。

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强奸暴行者不仅是日本，纳粹与苏联士兵皆有实行强奸之罪，但在他们行为中无法找出日军强奸暴行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安全套这一证据、南京大屠杀以及机构化的全亚慰安妇网络。苏军入德时的抢劫和掠夺罪行有凭有据，但其总体残酷性不及侵华日军，日军强奸妇女后往往会以极为残忍和变态的方法杀掉受害者，苏军往往不会故意杀掉受害的德国妇女，根据史料，苏联士兵是为了要证明他们不像纳粹士兵那么野蛮。

这种比较研究亦导致以上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日军罪行确实有自身特征，则到底为何与他国的不同？当时日本社会特有的一些元素是否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提出类似问题的目的并非要谴责日本文化或全部日本公民，更不是要从人类学角度将日本人笼统地概括为一种特别暴力的种族，而是要使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领域到达一种更加严谨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