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科举考试要求通晓民重君轻。例如，明朝隆庆进士黄洪宪的科举制文《邠人曰》写有“民为贵，社稷次之”。万历丙戌会试会元袁宗道的策试答卷，申说“帝天之命，主于民心”，阐释“天为民立君，君为天重民”，主张君主“不敢一念一事，自先而后民，自贵而贱民，自勇而弱民，自智而愚民”，还以激切的文字抨击“靡所顾忌”、“恣行胸臆”的暴君。这份答卷博得考官们的激赏，写出“必雅抱忠忱，期摅匡翼者”的评语。天启四年举人艾南英题为《民为贵》的科举制文依据“天为民而立天子”，深入解读“民贵君轻”。黄洪宪、艾南英的文章均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编纂的《钦定四书文》，以作为衡文绳尺。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自从《孟子》被列为科举考试必读书之后，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贵君轻”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来越常见。在特定情境下，朝臣们甚至会依据“君为轻”而另立皇帝。

沿着这个线索，我发现一批重要的儒学命题始终处于统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构成官方学说的理论基础。诸如被说成“反专制”的“天民相通”、被说成“人民主体”的“民心即天心”，被说成“非程序民权”的“汤武革命”，被说成“民主思想”的“天下为公”等等。只须大致翻检一下《钦定四书文》就不难发现，凡是想走科举仕途的人都必须弄懂这些道理。

由此可见，官方学说不仅没有将这类命题视为异端邪说，反而将其奉为至理名言。试想，如果皇帝们张扬“君为轻”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它用作旨在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以制度化的方式制造共识？难道帝制的统治者能够高明到敢于用对帝制具有颠覆性的思想成批量地培养忠于朝廷的政治精英？

面对上述事实，我们还能轻易地断言儒家反抗王权，批判专制吗？还能轻信那些“着力突显、提倡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的简单做法吗？

我的学术心得是：更为深入的研究必须直面“立君为民”、“民贵君轻”可以与帝制相匹配这一重大的历史现象，以期对儒学与帝制做出客观、全面、准确的认识和判断。这项研究直接关系到能否科学地认识与恰当地评估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及相关的思想文化现象，进而为探索建设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正确途径提供可靠的学术资源。

良性的学术互动总是有益于学术发展的。但是，持不同见解的学者必须强化以事实明道理的学术准则。我们愿与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共勉。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