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扩大传播，中国出现了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使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初步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要求产生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1920年1月，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乘骡车去天津，途中，两人商谈了在中国建党的问题。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经共产国际同意派出维经斯基等人到中国，首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再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找陈独秀，在上海同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举行了多次会谈，通过会谈，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一致同意走俄国人的路。在维经斯基的直接支持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激进知识分子，自1920年下半年起，加快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行动。1920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 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寓所）成立。
一、初期定名为“社会党”
由于早期的共产党人数少且处在秘密状态，第一手资料非常有限，因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早期党组织的考察主要依靠早期共产党人的回忆。当事人的回忆及其回忆录虽然在了解当时的氛围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回忆录，特别是离具体事件时间久远的回忆录中难免有回忆的错误或误解，甚至存在主观判断造成的偏颇。如相当长的时间里把早期党组织名称误以为是“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就是当事人回忆错误所致。近年来，随着一手资料的不断发掘，这些误称才得以澄清。当然，目前学界对于早期党组织的名称问题还有争议，争议主要围绕在“社会共产党”和“社会党”上面，据笔者考证当时应该叫“社会党”。
首先，一手资料为证。陈独秀于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首次以“社会党”自称。“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1920年10月16日《申报》：何丰林电：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与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1920年10月20的《民国日报》对其进行了转载：昨阅贵报所载，何使专电称：社会党陈独秀，勾结俄党及刘鹤林等，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等语。其次，有回忆录为证。张申府在回忆建党初期情况时说到：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在红楼一层靠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观点一致。他办《新青年》，我们经常写稿。……所以陈独秀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不是偶然的。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再次，背景为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好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始酝酿成立政党组织，诸如俄国的“社会民主党”，美国的“社会党”等。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1919年3月2日，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组织代表共52人出席会议，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两位负责人刘绍周和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的名义，应约出席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分析当时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初期组织，可以看出：这些组织成立初期，人员混杂，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大多都冠以“社会党”的帽子。1920年 4月，俄共（布）远东局经共产国际同意派到中国来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就曾在移民北美时期（1913—1918）加入过美国社会党。考虑到维经斯基这样的背景关系，在其帮助下成立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名为“社会党”的理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同时，我们从《新青年》杂志的封面变化也可窥见一斑。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新青年》杂志为其宣传阵地。1920年9月，《新青年》杂志自八卷一号起，封面变成了和美国社会党（SocialistParty）党徽一样的图案。按茅盾的话说：这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相握。陈独秀等上海的《新青年》同人在与维经斯基接触后。把杂志的封面改成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图案。应该就是考虑到维经斯基和美国社会党的关系。
这以后，我们再联系一下当时的国际背景，俄国革命后，西欧一些社会民主党内部开始分裂。这些党内左派纷纷组织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如美国社会党1901年创立，吸纳各种社会主势力，在191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1919年分裂为三派，社会党、共产党、共产主义劳动党；英国社会党1919年内部也分裂为共产党和劳动党等等。在欧美社会党分裂组成共产党的国际背景的传导作用下，势必会给早期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成员带来短暂的选择上的徘徊，这就印证了前述张申府“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的回忆。综上史料和背景的考证，我们是不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1920年6月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一开始命名就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选择问题，只不过在初期更倾向于使用“社会党”这一名称。
二、“中国共产党”称谓的确定
欧美社会党的分裂，共产党的纷纷成立，传导给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势必会引起他们对早期党组织称谓的重新思考。陈独秀1920年8月22日发文指出：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1920年8月13日，留学欧洲的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到：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来看，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利的组织。9月16日又写给毛泽东一封信：上月寄一长信，大要系主张马克斯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为了更好地向欧美共产党看齐，实现从社会党向共产党的转型。1920年8月，陈望道根据英、日文本的《共产党》宣言，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译出《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那么何时实现了这个名称上的转型了呢？是不是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就改名为“中国共产党”了呢？这显然也值得商榷。如上所考证，陈独秀于 1920年 9月在《新青年》上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1920年10月16日《申报》和10月20的《民国日报》对上海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名称公布的都是“社会党”。蔡和森1920年8月的来信表明的是一种强烈愿望，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要向欧美学习，他们都从社会党转型为了共产党，中国应该要走这条路。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才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出《共产党宣言》也是上海早期党组织为实现转型的准备工作。等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后，曾经一度加入过美国“社会党”并在中国进行建党指导的维经斯基1920年11月7日在《劳动界》上发表《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一文指出：天下各国的真正劳工农民没有不表同情于劳农议会俄国的，……美国劳动（者）已经组织了最大的共产党以作新俄的后援。……我们中国劳工农民啊！我们是否要脱离中外资本的压制，是否要免除军阀的痛苦，是否应解放官吏所加的负担，若是我们要脱离这些困苦境遇，就应该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然后再和各国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一齐作俄国劳工农民所作的事。同日，《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刊，李达任主编。《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共产党”的旗帜。创刊号《短言》阐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1920年11月《共产党》月刊封面上方以大号字配以英文 TheCommunist，实际上这种封面装帧与当时在伦敦刊行的英国共产党的党刊 TheCommunist封面非常相似，几乎让人以为《共产党》就是TheCommunist的汉语版。从对杂志的封面和形式的模仿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借助于外国的共产党来摸索中国国内未曾有人组织过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共产党”的形态。
这以后，在上海“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其他地方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也纷纷取名“共产党”。张国焘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指出：“我们和陈独秀互相通信主张各地共产党小组在没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以前，都暂定名为某地区的支部，以便扩展，并正式请求以上海支部负联络全国支部的责任。这种主张得到了各地小组的赞成，中共组织的规模因而略具雏形”。“大约在十一月底，我们的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包惠僧回忆1920年秋成立了共产党武汉支部：我记得当时没有小组这个名词，凡经中央组织起来的地方都叫支部。王翔千在回忆山东共产党的发端时指出：以后在中央专人陈树人（为人）同志指导下成立“共产党山东支部”。这些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称谓的由来及时间。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