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博权的第一次下放，就暴露出众多的相关问题。在徐州师范罢课后不久，西北政法大学个别师生用“散步”表达了对结果的不满。

　　在陕西省的这次申博中，主管部门对信息的不公示，导致申博失败的部分高校教授“合理质疑”申博过程中的“暗箱操作”，流言满天飞。

　　几家欢喜几家愁，获得了博士建制的高校无可厚非的高兴，实力相当、申博失败的高校却很难接受这一结果。（4月30日《时代周报》）

　　不管是徐州师范的教授罢课还是西北政法大学个别师生的“散步”，他们指向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即博士点评审过程中的不透明和不公正，或曰“暗箱操作”；然而，他们却都落入了同一个“制度陷阱”。整个的评审过程其实就是一场争夺教育部扔出的一根“骨头”的闹剧，凡抢到这根“骨头”的狗都会走到一边去静静地独自享用，而没有抢到 “骨头”的狗则免不了“汪汪”地叫上两声，诉说自己的冤屈，甚至咬上胜利者几口，以发泄自己内心的痛苦或不满。这是一根多肉的“骨头”——国家在博士点上捆绑了那么多的利益——引得各大高校“竞折腰”也是很自然的。但由于申博过程中信息的不公开，不管是否存在所谓的“暗箱操作”，任何一所申博失利的学校也都会很自然地猜想其中存在着某种不能公开的“猫腻”——这类似于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即把自己失败归因于某些远远地超出了自身控制能力的外在因素，以纾解失败带来的内心焦虑。

　　这种学校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建立在对教育部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以及教育部的权威的盲从和确认之上的——每一次争夺“骨头”的过程都是对教育部的权威的一次确认和重新确认，最大的受益者其实不是各大高校，而是教育部。说白了，目前的博士点申请制度以及类似的制度，无非就是教育部加强自身的中央集权的一种工具罢了，虽然部分学校受益于这种制度，但大部分学校却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各高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去争夺这根“骨头”的过程其实未必能促进高校自身各方面综合力量的提升。尤其，一个学校的科研能力与教学水平，或用一个时髦的词，称之为“软实力”，并非仅仅烧钱就能提高的，而是需要时间和全体师生的汗水去培育。就算那些申博成功的学校，在有博士点之前和之后，其科研能力与教学水平恐怕并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最大的区别无非就是头上的光环更耀眼了，教育部下拨的钱更多了。由于纳税人付出了更多的钱，却没有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报务，因此，纳税人从这种制度中所能得到的益处也是非常有限的，在此意义上，这是一种相当低效——甚至低劣——的制度。

　　在这一幕争夺“骨头”的戏剧中，教育部是总导演，各个高校所扮演的只不过是作为“顺从者”——甚至“盲从者”——的被动的“游戏参与者”的角色。众所周知，一种体制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可避免地会变得僵化和保守，成为一种阻碍系统进化的力量。如果一个系统要朝着良性的方面变迁和发展，仅仅只有制度或规则的或主动或被动的“遵守者”还不够，还需要有象苏格拉底的“牛虻”一样的制度或规则的“质疑者”和“挑战者”——这种角色同样也应该由各大高校自己来扮演。遗憾的是，为了一点眼前的利益，各大高校却放弃了自己应该扮演的另一种更重要的角色，把全部精力投入在前面一种角色的扮演中，一方面对教育部惟命是从——甚至摇尾乞怜，另一方面却对于兄弟学校恶话相向。

　　其实，就中国目前的教育现况而言，争一局之输赢对于整个的教育环境的改善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甚至还会使整个教育环境变得更加恶化和非理性化。需要质疑、需要挑战、需要改善的是“游戏规则”本身的合理性，而不是在这种不合理的“游戏规则”划定的圈子里争得你死我活。各大高校需要更多的自主权——而不是在教育部面前长期扮演“讨奶”吃的角色（讨到一回是一回）——才能步入和其他兄弟高校进行良性竞争的轨道，并通过市场竞争的压力（同时也是动力）促进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修修补补只会给中国教育带来更大的混乱和更大的负担。中国教育改革的唯一出路就在于通过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的重构，进行“去中心化”的改革，将制约着中国教育健康发展的重大权力下放到基层，下放到各大高校，由一个大而笨拙的权力中心变为多个小而灵活的权力中心。这种改革固然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但此举将使中国人的活力和创造力极大地解放和释放出来，而且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并和世界教育的潮流接上了轨。何况，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可以用进一步改革来解决，而抱残守缺，老在原有的格局里打圈子，不管对某些利益集团的长远利益，还是对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各大高校应该通过这两次申博引发的公共事件进行认真地反思，并且从教育局设计的那个狭隘的“制度陷阱”里跳出来，放眼更广阔的世界，勇敢地承担起自己作为当前体制的反思者、质疑者、挑战者和改良者的责任，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力以保障自身的发展，并使自己成为一种能动的，可以和教育部进行有效协商和博弈的力量。

　　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的希望也在于此。（宕子）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