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先生的“识繁书简论”在遭受民进党炮轰的同时，也确实为两岸的文化认同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折衷手段。在此之前，繁体字(台湾称正体字)一直是台湾方面批评大陆破坏中国文化、标榜其传承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证据。如今，台湾方面已经开始放下身段，正视简体字在书写时的简便这一优势，从文化的承续和工作的便利双重视角来思考文字的变迁，这是一种务实而又具有智慧的眼光。

在更早一些时候，在大陆，两会代表潘庆林委员提出的“恢复繁体字”提案也曾经引起广泛热议。较之于马英九，潘庆林先生的态度要激进得多，潘先生从传统的角度批评简体字书写的随意性，进而希望简体字让位于繁体字的全面恢复。他的意见绝非个人意见，诗人于坚以先锋的形象示人，但是现在他每天都在研习书法，写的自然是繁体字。他对笔者说：“性灵的灵字，旧体是‘靈’，新体‘灵’，差别不在笔画，而在语言哲学上。灵感的灵被简化为一团虚无之火。而古代的靈的上面是雨、中间是三张口、下面是‘巫’字。这是说一个巫师在求雨，巫师得有三张嘴。巫师是最初的诗人，屈原就是个巫师，他的字不是叫靈均吗？灵如果和巫没有关系就不是靈了，巫不是个贬义词，以前在中国文化中，巫的地位很高，他们既召唤鬼神，又给部落的酋长出主意，他们被认为能通靈。这不是个繁不繁的问题，而是恢复我们对汉字本来的体验。”

汉字来自于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在于坚看来，繁体字的笔画与中国人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绝不能用“繁琐”两字加以摈弃。简繁之争是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有趣的插曲。在繁体字向简体字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可以清楚地看到文脉的断裂。这是一个西方列强殖民侵略导致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极大冲击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迫于民族存亡的压力，将压力转换为一种内省或者说自我批判的动力，迫切要求中国走上强国之路所导致的结果。

繁体字充当了知识分子的出气筒，在他们看来，繁体字和其他的中国传统一样，都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拦路虎，需要开拓者杀出一条血路，才能换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康庄大道。终于，若干年之后，新中国开始着手简体字的方案。于坚痛心地说：“五四的激进革命者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看到中国经验那些深厚的方面。”

可是，尽管简体字绝非尽善尽美，倘若冷静下来，审视一下简体字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简体字的功绩恐亦难抹杀。简体字简便易学，是入门佳器，学会了“一”，再去学“壹”，对于成年人来说易如反掌，但要一个一年级儿童去记忆“壹”这样繁复的汉字，又何尝不是一种残忍。

大陆文学传统和台湾文学传统的差异之处，更大的在于毛文体与蒋公体——一种文白相间的五四白话文——之间的差异。携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毛文体其表述方式更为口语化，将五四文学的革命性推向极致，并经由政体的推行而成为全民思考和书写的范文，显然，《毛泽东选集》要比《鲁迅全集》更深刻地影响了大陆公民的书写习惯。

蒋公体保留了一些文言文的习惯，是一种改造不彻底的白话文，此文体统治台湾60年，在文学上当然出现了不少名家。朱天文、朱天心追随胡兰成的“三三体”；李敖、柏杨嬉笑怒骂的杂文小说都让人一见难忘。但这并不表示台湾文学就高于大陆文学，两者各有人生的历练，各有文学观念的转化变异，简单地说港台文学高于大陆文学，或者反过来，都是一种草率的论断。

简体字的问题是将文字简化为一个工具，繁体字在笔画之间保留的中国古典意蕴和深刻的哲学思考确实在简化过程中遭遇了一些“腰斩”甚至“凌迟”之苦，但绝非完全丧失。不要认为书写繁体字的人就一定懂得繁体字的含义，因为书写繁体字“愛”，而不是无心的简体字“爱”，所以他们就会比简体字书写者更多一份爱心，此逻辑恐怕连台湾同胞自己都不会相信。

文字的使用，更多的是以符号的形式出现，无论简繁。追问文字背后意义的永远是精英知识分子，与大众无关。而识繁书简的意义在于，让更多只知道将文字作为工具的人们了解文字本身所运载的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明，使得精英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成为全民学习的对象，这是一桩福及全民的文化大工程，值得大陆的教育专家仔细考虑和论证。

至于文字背后的政治意义，既然可以一国两制，文字的书写又何尝不可以简繁共存？同根同源的华夏文明，不会因为简繁之争而消弥交流的热情，而最终的融合和新标准制定的任务就交给政治家们去思考吧。

(作者系上海青年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