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在《南方都市报》拜读了萧锐先生的一篇名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好孩子》的文章，文章记录了作者看完关于呼和浩特越狱案越狱者“错位人生”的报道后的心理触动。而看了该文，我同样深受触动，如其文中所说“无法再隐忍着假装无动于衷”了。因为我和他，以及四个越狱者，都是一代人，共同的身份特征就是——80后。　

“70后”、“80后”、“90后”，以出生年代作为一代人的划分标准，很偷懒很讨巧但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而假设人们再将从某一两个极端个案中概括提炼出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强行施加于整个的所谓“80后”、“90后”群体，就更显得荒谬绝伦，弱智之极了——而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社会上普遍流行的“80后垮掉的一代”、“90后脑残的一代”。　

所以，我们不能标签化、脸谱化甚至妖魔化这些所谓的“80后”、“90后”。更不能在地震后见了80后的志愿者，就说“80后”崛起了；看了“90后”大学生舍身救人就说“90后”觉醒了。我们应该承认，“80后”有如呼和浩特的杀人越狱者，“90后”也有如长江大学的跳江救人者。

每个人都只代表他自己，他的道德水平、个人修养、法律意识和综合素质，从微观上讲，只和他的成长和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和他所受的家庭和学校教育有关，当然从宏观上讲，也和特定的地域、时代背景有关。何况，这种影响具有长期连续性和不可切割性，我们不能精确地找出，同一地区的一个1989年12月生的“80后”和一个1990年1月生的“90后”身上有多显著的差异性。

没有人生来就是撒旦的化身或者是圣灵附体，人是社会动物，套用一句名言：最冷酷的杀手也有小学同学。正如萧锐文章中所说“那时候，我们都是好孩子。即使再无恶不作的罪犯也都曾经爱家人，也爱别人。只是在人生成长的履历表上，慢慢有了各自不同的填充内容。”

诚哉斯言，那时，我们都是好孩子，至少，曾经我们都是好孩子。但随着孩子长大成人，步入社会，一切的改变难道就不可避免了吗？仍以荆州大学生救人为例。在诸如“湖北荆州或塑群雕纪念救人溺亡大学生”之类的“正面新闻”的缝隙里，《新京报》的“英雄大学生出事时百人围观，同学跪求渔船未果”新闻显然并不抢眼。但这却可能是刺眼的真实。

新闻说事发后“迅速围拢了100多名群众，但没有人下水施救。”少年落水处有渔船，同学都给船老板跪下了，老板却说：“长江上哪天不死人，不死几个人我们靠什么挣钱啊？”“活人不救，只捞尸体”，如冷箭射入每个尚存热血的心灵。但我们仍不愿相信，船老板们在如这些救人学生一样年轻的时候，会说出这样市侩而绝情的话语。或者易地而处，若他的孩子身处绝境，他向人求助时听到这样的答话，会作何反应呢？　

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曾是好孩子？是什么让人心变冷了呢？又应该以什么防止这种恶化趋势？似乎除了社会向善风气的道德感召，就应该是严明的法律和完善的制度，以良性的政府公共服务来为民排忧解难。可是我们当看到如上海钓鱼事件中那闪着寒光的“钓钩”，戳穿人们良善之心的时候，看到如南京搀扶卧街不起的老太太却被当成肇事者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说服自己，坚定地鼓起助人为乐、一心向善的信心呢？　

仍是在荆州救人事件中，就有这样令人吃惊的事情，因为据说当时连消防队员和警察到现场后，都曾以没有救援义务为由离开。出事的宝塔湾，也缺少足够的警示标志；而且面对民间渔船捞人牟利的残酷现状，我们仍听见这样令人遗憾且揪心的声音：“我们主要职责还是巡逻治安，宝塔湾乃至荆州市并没有一支专门的搜救队”。

那么，当大学生救人的群雕塑起的时候，“人命关天”的搜救队还不能建立吗？没有体制力量介入，难道一直要将那些善良的期望，都寄托于“曾经的好孩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