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引发热议的中国银行固始县支行行长闵志涛酒后猥亵、暴打几名女子的消息，得到中国银行信阳分行的回应。该行随后决定：撤销闵志涛的支行行长职务。就帖子里所说的副县长张建成在场冷漠旁观之事，县纪委已于当日展开调查。(4月11日《大河报》)

猥亵、暴打女子的银行行长被撤职，冷漠旁观的副县长则被调查，这一阶段性的结果显然对于平复民怨大有裨益，这也标志着这次猥亵丑闻即将尘埃落定。不过，做出猥亵之举的行长被撤职不难理解，但需要思索的是，对冷漠旁观的副县长进行调查甚至撤职，应该源于对于法律和制度的坚守，而不仅是出于以德考官这一伦理对官员素质的要求。

可是，从目前的情况看，该副县长的被调查直至被处理，主要是因为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暂时还没有人准确而具体地说明其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纪律的精准条款。这种对官员群体的泛道德化的要求，其负面作用在于，很难对其量化和制度化，往往是民怨沸腾则处理，沸腾得厉害则严肃处理，若没有引起争议，则又很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我国古代是典型的政治伦理化社会，伦理和政治纠缠在一起，几乎难以拆分，形成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现象。儒家伦理成为治国的基本思想，促成了中国社会框架几千年的稳定与和谐，这种特有的中国模式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强调“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便是非常好的体现。但古代政治伦理化的弊端也较明显，就是其治理过程主要依赖魏征那样的官员向皇帝谏诤，同时也依赖皇帝的清明。因皇帝或高级官员具有几乎毫无疑问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即便是李世民这样清明有为的一代雄主，对于道德上有瑕疵的官员的处理，也要完全依照其心情及当时的理解而定。在结果公布之前，其他官员和民众只能揣测，而不可能明确获知。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道德有瑕疵的官员，如何处理、何时处理、甚至是否处理，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政治伦理化的随意性，与现代法治社会的悖离，主要体现在程序的缺失。在有些地方严打之类的行动中，我们经常能看到那种公检法协同作战的情况。这样做法，效率可能会有极大提高，恶势力被尽快铲除也的确大快人心，但必须强调的是，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职能设计，本来就该是前后衔接、相互制衡的，那种贪图高效而协同作战的做法，极可能使权力处于失控的状态，从而在打击黑恶势力这一道德化的旗帜下，对法律的尊严和民众的权利造成伤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冷漠旁观的副县长的调查和处理，不仅仅是为了平民怨，而应该是问责机器启动的必然之举，是证据确凿、法理明确、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依法问责。只有这样，所有冷漠旁观的副县长们才都会得到惩戒，而不必再依赖沸腾的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