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韩寒的言说便显出了他的价值。迄今为止，韩寒的文章均在其博客发表，这就少了传统媒体的种种限制，也少了言说时的种种顾忌。虽然他的博文有时也会遭到屏蔽或删除，但新媒体毕竟比旧媒介具有传播优势。而更重要的是，韩寒是职业赛车手和职业写手，他靠比赛所得和版税收入养活自己，而不需要在体制内混饭，这又造就了他的放言无忌。众所周知，“敢说”与“会说”是韩寒言说的基本武器，但我一直以为，“会说”是一种才能，“敢说”则需要胆量。我相信，在当下中国，像韩寒般“会说”的知识界人士应该不在少数，但他们是否“敢说”，即使“敢说”，他们的言论在发表时是否会惨遭不测，却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对韩寒现象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因此，韩寒言说的成功表面上是他个人的事情，但其实与知识界人士的集体退场有关，也与他们的言说被装了“消音器”有关。我曾经在一篇长文(《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中谈到过这一现象，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当知识分子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后，韩寒却拔地而起。他成为一个“代言者”——代知识分子发言，继而向社会进言。我想这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按下葫芦起来瓢”的道理吧。

而由此思考一些知识界人士对韩寒的欣赏，其原因也就变得不难理解。在我看来，韩寒说了他们不敢说，不便说，不会说，懒得说或者说了也白说的话，他们因此而感到欣慰，也因此而看到了某种希望。他们既在“80后”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思想盟友，也通过韩寒在想象中进行了一次仿佛是自己的批判活动。

但我以为，我们固然可以欣赏韩寒，但仅有一个韩寒显然是不够的。而韩寒的孤傲高标与其言说的大红大紫，恰恰反衬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病象。龙应台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指出：“一个健康、开放、真正有创意的社会，里头应该有各形各状的韩寒，不同种类的韩寒，各种年龄层的韩寒。”又说：“如果我们希望的是这个社会真正走向健康、开阔、多元的话，我相信，到最后每一个人独立思想的空间都很大，每一个人独立发声的空间都很大的时候，反而会是一个比较难得有英雄的时代，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时代。”(《“老实说，我从来就不太相信大叙述”》，《南方周末》2010年6月3日)龙应台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单打独斗过，她那时候造成的震动应该不亚于今天的韩寒。而此番思考由她讲出，一方面估计是她的切身感受，另一方面显然也值得大陆的知识界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