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来就有轻商的传统”，这似乎已成公论。时至今日，这一“公论”似乎要重新思考。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中国轻视的其实是商人，却从来不轻视商业。

说到轻视商人，倒真是罄竹难书的。早在管仲那时候——公元前七世纪，他给百姓分等级，是为“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经商是末业。到了汉朝的刘邦，他最讨厌商人，专门颁布诏书，严令商贾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华丽的车骑，还专门抬高针对他们的租税，以表示困辱——“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他还规定，商人不得从政，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不行，所谓“禁锢不得为吏”。当时朝廷没有钱，就推出一个“纳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可夸张的是，就是在“卖官”的时候，朝廷竟也规定，最有可能出钱的商人不在此列。

这种对商人极端蔑视的政策，在此后的历朝历代中稍有缓解，但是从根本上却没有改变。

可是，为什么又说中国从来不轻视商业呢？

还是从两千多年前的管仲说起。他主政齐国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就把盐业和铁业收回国家专营。当时其他的诸侯国，征税靠的都是农业税，可是只有管仲看到了一个事实：工商业——煮盐冶铁——所能产生的利润远远的大于耕地种田。在农耕时期，这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更重要的是，这是唯一的工商合营产业，其原料得自天然，有垄断经营的优势，从业者一面自制商品，一面自行贩售，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展转变化，繁殖累积，其财势不可阻挡。

更要紧的是，国家直接控制工商业，老百姓并不觉得受到了损失。管仲就举例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因为实行了盐铁专营，齐国迅速成为当时最强的诸侯国，齐桓公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也留下了“千古一相”的名号。从那时起，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为国家经营。这种统治艺术冠绝全球。与欧洲列国相比，那里的治国者从来只知道从税收中获得收入，在中世纪，一些国家真的穷到没有办法了，连一根烟囱也要征税，结果弄得天怒人怨，他们没有想到，其实只要把煤炭专营起来，每一斤煤多加一点钱，远远比征烟囱税更能增加收入。只有中国，想到了从国营工商业中直接取得利益。所以，一些有见识的史家便提出，中国的治国者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工商富国”的一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