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建生兄来电说，他们的“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纪念晏阳初逝世20周年、诞生120周年，想让我写篇短文。他不提起，我未尝记起晏阳初的诞辰和祭辰，虽然我也读过晏阳初的书，写过纪念这位世界知名的平民教育家的文章。主要原因自然是，当下中国的热点新闻事件此起彼伏，我这个写时评和杂文的人应接不暇，无心发思古之幽情。可是，纪念晏阳初为什么不是紧扣现实的事件，而是发思古之情呢？显然，是因为晏阳初倡行，而今为邱建生们承传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已淡出了大众的视野，成了少数人在默默耕耘的领域。我们这些时评人当下关注的是遍及全国城乡的强拆强建，逼农民“上楼”，是如何限制县委书记独霸一方的权势，是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如何能贪污受贿巨款应否判死，是“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河北大学师生的沉默，是上海世博刚过就发生的教师公寓冲天大火……

可是，纵然是“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中国的状况怎么也比上世纪初晏阳初和梁漱溟他们那个时代，要安定有序，要国富民裕吧？关键是当下的精英有几个还像晏阳初、梁漱溟那样关心平民和乡村呢？

我曾在《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一文中写道：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是至今仍有显著启迪价值的，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要真诚地信任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唾弃对暴力与强权的迷信，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

我想，这三点应该是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请看中国近现代史上办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那些领军人物，状元公张謇、得到前清举人功名的黄炎培、留学生晏阳初、北大教授梁漱溟、美国著名学者杜威的高足陶行知，他们无不是知识界一时之俊，社会地位崇高；而卢作孚这样自学成才的人，在企业界也是呼风唤雨的开创者；连韩复榘这样的军阀也是顺应时代潮流重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没有他的支持梁漱溟不可能搞乡村教育和地方自治的试验特区。网上搜一下张謇、黄炎培、陶行知等人的生平简介，我们今天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一生怎么可能办那么多事？办个学校又不是垒积木，怎么他们就可以一建一所，好玩一样呢？没有朝野上下，没有政坛、商界和学苑的众多精英对开发民智、科教兴国的共识和支持，一个人全身是精钢他打不了几颗钉呀！

时移世易，社会的发展态势比起来60前、100年前肯定是大大地变化了。政治社会制度的不同，使民间结社成立组织的条件、私人筹资办学的审批程序、地方自治试验的授权主体等，与从前有很大的不同，比“乱世”的自由度小得多。而沿袭自计划经济时代限制人口流动的野蛮的户籍制度，由于附著的社会福利差别巨大，至今未有根本性的全局性的解除，这也是造成了平民子女特别是农民的子女受教育积极性和谋发展的条件严重受挫。

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城市化不可抗拒。目前，我们的城镇化率已达48%，不久将达50%，60%，以至70%……这也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美化和留恋“田园牧歌”是没有用的，“桃花源”梦想从未实现过，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顺应前无古人的历史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祖国的进步，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为每一个公民争权利，也就是为民族均衡与和谐发展而创造条件。

这就需要我们社会各界的精英，关心弱势群体，关心他们本人，更关心他们的子女，为他们创造积极向上流动的机会。而教育是给他们参与社会发展基础条件，也就是给他们以改变命运的希望。这是最重要的。

这就要求我们的精英有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情怀，有最起码的公平正义感。《共产党宣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让我们牢记这一点，关心平民，关心乡村，关心一切弱势群体，尽力为他们的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