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要说，现在所能够得到认定的所谓“基层工作经验”，其范围的局促也一步步加深着这种利益驱动。怎么才算基层工作经验，“县级以下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村(社区)组织”这种在法律文本层面的认定，挡住了很多不在体制内“基层工作”着的青年。而且还有一些漏洞在于，有些国家机关本身没有县级以下的机构设置，从而导致招录条件可能上调到市级甚至以上的机关部门。本身对于真正的基层而言，高高在上的县衙本身已经被剥离出基层的范畴，更何况被“认定为基层”的其他更高级别机关。一边是这种不那么基层的经验被制度认可，另一边则可能存在为数众多的对田野抱有切身接触、基层到不能再基层的人群无法被认定。这虽然可以被看做是对细节的杞人忧天，但检视现实，正是这些细节在年复一年成为社会阶段性讨论的热点。
政策制定的初衷不可谓不用心良苦，但主观动机与实际效果的差距，可能还需要由实践来做检验。而另一个担心在于，太多抱有跳板心态的基层工作者存在，对于基层工作的实际影响往往是看在眼里，却往往无法进行量化的考核。进入工作伊始就开始为更上一层楼做准备，在基层待不住，心也静不下来。需要面对这一现实问题的基层单位以及广大农村，可能不在少数。
当然，这可以算做是一种不得已的无奈，任何时候都可以这样解释，但这种无奈背后是否存在更艰涩和深远的制度难题，是否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才真正是让所谓“国考”回归本来面目的法门？基层工作无法真正吸引一个国家的青年，只有不断地向上走才能获得这个社会的某种认可，从一个侧面为社会的金字塔结构进行着背书。基层如何才能逃脱被当做跳板的命运？这是必须要未雨绸缪的问题。任何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形态，稳定而有社会认同的职业荣誉和成就感，都应当存在而且不受侵扰。在此基础之上的层级流通，才有可能具备理性。而这种理性，还需要更科学的考察方式。唯基层经验是从，可能是不得不选择的开始，但却一定不能是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