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联合发布的报告称，近60%接受调查的内地富人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投资移民考虑。类似的消息长期在中国舆论引起争议，有人认为国家应反思这种现象的成因，有人则认为无所谓，网络上常见情绪化的评论，称这些富人就应该从中国“滚出去”。

当中国发展潮把大量外国人吸引到中国定居的时候，中国的富人们反向移民，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对流。大量富人出走将会带走资金和很多就业机会，也带走社会的一部分信心。由于他们当中很多是社会精英，这种移民实际是中国社会财富和人才的双重流失。

中国富人的移民过程，虽记录了中国人对子女教育、更优质生活及投资环境的看重，但他们对安全感的追求尤其突出。这些年舆论很关注穷人的安全感，社会的公共良心明显在发挥作用，但富人的不安全感上升得和普通人一样快。由于针对富人的批评在增多，加上民粹主义有所抬头，一些富人担心提高低收入者权益会用损害富人的安全感做代价，他们的不安在扩大。

“仇富”情绪这些年在中国社会中上升，富人行为的不成熟是原因之一，社会的不够理性也起了作用。整体上看，中国全社会缺少对财富的现代认识和把握，富人和普通人都做不到像欧美社会里那样，因为长时间面对财富的魔力，对它不感觉到惊奇。

由于巨额财富的积累还触及了“是否剥削”等深层次敏感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围绕这个问题的困惑，客观说，中国尚未从理论上根本解决“资本家”这个称呼的负面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富豪”们心存忧虑几乎是必然的，他们中的一些人 “胸无大志”多少与此有关。中国的很多富人对经营百年企业并无兴趣，他们注重现实消费及子女教育，有人带着资金举家出国，也有人只是花钱办个外国护照，成为继续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

解决富人和财富一起外流的问题很复杂，对富人的批评不全是“民粹”，让舆论过多克制未必是现实的。其实富人有必要提高对批评的承受能力，把带有对抗性的舆论监督看成是正常的，其实全社会都在提高这样的适应力。应看到即使是民粹主义，也没有影响国家这些年对私有财产的总体政策逐渐趋于稳定，富人被剥夺在中国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

当然，无论富人还是普通人，让大家对未来有信心，从根本上说，是要让大家都相信，中国不会发生社会大动荡，不会出现新的“革命”，中国的各种问题会在法治框架内逐渐得到有序解决。

邓小平曾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围绕财富及社会公正的争论，正中了邓公当年说的这句话。中国绝大多数人希望同时看到国家的发展、改革和稳定，所有人又都是创造这个大环境的一分子。无论是谁，守法是他有益于社会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他能否为社会做贡献。舆论应该创造这样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