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老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是，“没大没小”的西方，也开始打造“敬老文明”。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封面故事和分析就提及，澳大利亚的Westpac银行，把老员工称为“圣人”，请他们把银行未成文的知识进行编篡并典章化，颇有些立法者的味道。美国航空与军工巨头Northrop Grumman，重新雇用退休员工，让他们当新雇员的导师。这些并非孤例，而是预示着西方社会对老人的贡献越来越珍视。

当然，这并非仅仅是企业文化态度的转变，而是社会发展之必需。西方国家急剧的老龄化，致使整个社会不得不重新修正对老人的态度。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自1971年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已经增长了四五岁，有人预测到2050年还要增长三岁。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从1970年的65岁降低到现在的63岁。这意味着人们工作的年头越来越短，享受退休的时间越来越长。再加上这些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就造成了被扶养的退休人口比例过高。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自然容易出现养老危机。

也因为如此，各国纷纷制定提高退休年龄的目标。美国的目标是67岁，英国是68岁。但这里碰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简单的生理问题：人体很难对抗自然规律。怎么能把六十多岁的人当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使？第二则是社会对老人的偏见。许多企业不愿意雇老人，一是担心老人体力不支，一是担心老人的心态随着身体老化而丧失了创新锐气，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新管理和新市场。

《经济学人》则指出，发达国家经济日益白领化，不需要体力的案头工作很多。比如美国46％的工作基本没有体力要求。这就给老人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 《华尔街日报》几年前就报道，日本甚至为干体力活的老人设计了特别工具，减少体力负担。美国Kauffman基金会的调查则显示，自1996年以来，55-64年龄段的人比20-34年龄段的人创造了更多的新企业，说明老人的创意依然锐利。另外，老年员工的缺勤率明显比年轻员工要低。老年人更有经验，心理更成熟，是公司的宝贵财富。

当然，为了老有所用，传统的生理极限必须突破。战后席卷西方的健身文化，在这方面已有了显赫成果。2011年3月《华尔街日报》报道了最近美国一项对534家企业的调查：五分之一的企业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健身措施。经济危机逼着企业处处削减，但健身设施是唯一几个没有削减的项目。我一位朋友几年前到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职，拿着十万美元的起薪，居然在上班时间能和老员工们打两个小时的网球。空闲时还跟着同事到处跑马拉松，而且带头的几位同事都已经五六十岁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有着大量过剩的年轻人口。那时大力推行“年轻化”、使老人给下一代人让出机会，也是情势所逼。但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将面临和西方国家类似的老龄化问题。硕大的老龄人口全依靠年轻人扶养是不现实的。这就不得不要求力所能及的老人自己扶养自己。要做到这一点，至少要求三个条件，而且都需要长期准备：第一，经济迅速向白领化转型。白领工作越多，老人的机会越多；第二，纠正社会对老人的偏见。老人不仅仅是供养的对象，也是宝贵的劳动力，对他们的能力要有充分的尊重；第三，对现有的中青年职工，要好好保养。一是加强技术培训，提高文化水平，使之年老以后能够从事知识性较强的案头工作，一是对他们的健康负起更多的责任，使他们到六十多岁时仍然能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美国的医疗制度，特别鼓励企业的健康投资。比如，企业的工作场所设有建设设施、职工加入健身俱乐部，企业购买医疗保险的费用就会降低，职工本人还能从保险公司拿到奖金。在中国如何建立类似的机制，也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