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经贸大学适度劳动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近年来北京平均每10名死亡者中就有1人属“过劳死”，这个沉重的话题再次引起公众的关注。

　　所谓“过劳死”就是过度劳累工作导致死亡，是指在非生理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正常工作规律和生活规律遭到破坏，体内疲劳蓄积并向过劳状态转移，使血压升高、动脉硬化加剧，进而出现致命的状态。“过劳死”并非临床医学病名，而是属于社会医学范畴。在现代职场中，“过劳”几乎成为一种常态，加班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中华英才网对17280名来自广告、媒体、IT、金融、设计等行业的职场人士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职场人士抱怨，自己因为工作强度过高导致睡眠时间和质量没有保证。

　　频频发生的“过劳死”事件考验着《劳动法》。在一些企业，劳动时间不是由法律而是由老板决定的，《劳动法》保护不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不了劳动者的休息权，甚至连最起码的8小时工作制都保证不了。

　　在雇佣制度发达的美国、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对“过劳死”问题的处理一般都是采取事前防范与事后救济相结合的方式。比如，美国公司为给员工减压制定弹性工作制度；欧盟及各成员国制定了《健康与安全工作法》等法规，要求公司向员工提供健康及心理支持；日本立法明确规定：如果疲劳过度以及疲劳过度导致自杀被认定为劳动灾害（相当于我国的工伤），可以提起劳灾保险申请，从而能够得到疗养补偿、损害补偿、遗属补偿等等。

　　现实中，一些用人单位肆无忌惮地让劳动者加班，就是因为加班的利润高而由此付出的代价小，即便按照《劳动合同法》给付加班费，企业的收益也远远大于付出的成本；更关键的是，很少有企业在“过劳死”案件中被判令赔偿。

　　“过劳死”现象严重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暴露了现行法律法规的缺陷、政府职能部门的执法不力和法律救济机制的缺失等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应当着重从三个方面解决“过劳”问题。

　　首先，要强化劳动监察问责制，对行政不作为或者执法监察不力的劳动监察部门要坚决进行问责，追究有关劳动监察部门的责任。一些劳动执法监察疲软和不到位，甚至迁就、纵容企业违法过度加班，是诱发企业过度加班的重要因素。建议凡是出现企业违法加班导致职工“过劳死”，应追究相关劳动监察部门的监管责任。

　　其次，劳动监察部门要加大对违法违规加班企业的查处力度，向社会公开违法违规加班企业的“黑名单”。《劳动法》明确规定，每月加班时间不能超过36小时，超过就是违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劳监部门应将过劳现象作为侵害职工合法权益事件进行处理，一旦发现令劳动者过度加班的现象，就应依法追究用人单位责任。并且，将经常过度加班的黑心企业列入“黑名单”向社会公布，让黑心企业身败名裂。

　　此外，要进一步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对劳动者休息权的保障和对“过劳”的法律救济。按照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过劳”很难被认定为工伤。根据我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二条的规定，职业病是指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引起的疾病。职业病须符合两个因素：一是在从事职业活动前劳动者本身是健康的；二是由于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引发某种疾病。由于我国目前在立法上仅对加班薪酬进行了规范，而对超负荷劳动引起的“过劳”却未作明确规定。建议从立法上为“过劳”正名，修改现行《职业病防治法》，将“过劳”纳入职业病目录，定为受法律保障的职业病，使患病职工享受工伤待遇，进而加重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真正将劳动者休息权的法律保护落到实处。

　　解决“过劳”问题，靠的是完善的立法、有力的执法和刚性的问责。让违法违规企业付出昂贵的代价，让执法不力的劳动监察部门付出应有的代价，同时从立法对“过劳”进行防范，职工的休息权利和健康才能得到保障。

　　（作者系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司法》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