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启动本案再审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204条、205条，其中规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的，应当再审。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所说：“就生效判决而言，不是原则性的错误，不应该启动再审，否则司法就没有了严肃性和权威性。”

诚然，可对“适用法律错误”作扩张解释，认为量刑畸轻也属此类，也可提起再审。但这样，再审程序启动的设定就过宽，导致再审有很大随意性，没有什么判决是终极性的——只要有足够的网络板砖和口水，这势必耗费极大社会资源用于翻案、上访，也会颠覆二审终审制。

美国司法制度也是尊重终审判决的，1993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起判例里主张：宪法并不保障各州已经定罪的在押犯不被执行死刑，即使有新的无罪证据，因为这种翻案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是必然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进入了修订期，刑诉法被喻为应用型宪法，它以程序正义保护公民免受公权不法侵害。程序正义有时会保护“坏人”，比如美国警察抓人之前必念的“米兰达通告”，其实，米兰达就是前科累累的罪犯，但这并不影响“米兰达通告”保护千万无辜的嫌疑人不受威逼诱供。

程序正义是现代公民应有法治意识，李昌奎的极刑固然让有些人欣慰，但再审程序的随意性，亦值得警惕。

其三，今年从药家鑫案到李昌奎案，正反两面，给了我们对于死刑、司法与民意互动更广泛的思考空间。李昌奎的死，可能是民意所归，但这不意味着“民意的胜利”，舆论监督应该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有权监督司法，但无权替法院行使审判权。之前，药家鑫案已经得到澄清，他也从“军二代”变回普通大学生——舆论并不等同于正义本身。

如果李昌奎案树立了一个标杆：民间对终审案件有质疑，法院就必须再审，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论”，那并非法治之福。我们需要一种舆论与司法之间的良性互动：法官既应坚守独立审判，也需接受公众监督，时刻想想这种判决能说服大家吗，经得起围观吗？才不致仓促改判，损害司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