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社会贫富分化本身并不是主要问题。毕竟社会分配不可能也不应做到绝对公平，拥有更多知识和技能的群体理应获得更高回报，否则社会将失去向前发展的动力。而在当下，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是，弥合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对立心态、建立起公平的身份互换渠道，是为社会维稳的必要举措。

其实，贫富分化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必须面对的社会现象。在联合国2010年发布的报告中，美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名列第二。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民调结果却显示，79%的受访者表示富人的存在很正常；15%的人认为他们羡慕富人；只有3%的人表示他们憎恶富人。显然，美国民众并没有表现出普遍的仇富心态，因为美国富人大都是凭借过人的能力与奋斗精神实现创富。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遗产税起征点比较低、税率较高，减少了代际财富传承的力度；另一方面，美国公务员的行为及待遇受到了严格的外力监督，今年7月1日白宫政府雇员的薪资被官网详细披露就是一个例证，这能够在客观上提高官商地下联手的风险。经过这些法律制度过滤之后诞生的富翁，无论是微软的盖茨还是沃尔玛公司的沃尔顿家族，大都成为民众心目中的学习楷模而非仇视对象。美国舆论界认为，通过个人奋斗，人人皆有成为富人的公平机会。

相形之下，中国各收入阶层间的流动却呈反向黏着之势，此前一直被视为改变命运的高考制度，其选拔优才、助推阶层流动的功能也日渐褪色。那些在改革开放之初成功走过高考“独木桥”的人士曾被誉为“天之骄子”，如今他们已成为中国各行业的精英。然而新千年以来，以大学扩招为主要标志的教育产业化所催生的高学费和低就业，导致农民子弟面临着负债上学、毕业即失业的尴尬。由此，高考对低收入群体的吸引力大为降低，以至于在2009年爆发了“84万应届毕业高中生退出高考”的现象。而与此同时，家庭背景优越的年轻人，则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与更为广阔的就业机会。其结果是，各收入群体之间似乎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阻碍了阶层间角色的转化，让个人奋斗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激励。

“寒门难出贵子”与“卢美美现象”并存，正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公平兼顾不足的写真。“富二代”要想不再被公众仇视，关键就在于公平社会保障机制与发展机会，让个人能力与奋斗能够去改变生命轨迹，而不是让代际财富差距更加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