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杜克大学教育督导Lucy Haagen及其团队发布的《2011中国SAT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学生SAT的平均分数仅为1213分，与美国学生的平均分数1509分差距高达300分。这300分的差距主要来自考查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阅读和写作。（12月5日《中国青年报》）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财富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智慧装在中国人的脑袋里”。此句话在中国经过传播已是耳熟能详，中国学生也向来对考试充满信心，世界级的奥林匹克竞赛，中国学生独占鳌头，傲视群雄。中国人聪明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为不输在起跑线上，小学数学题的难度，能顶上美国的中学生。美国高考的SAT考试中的数学难度也不过是中国的高一水平。然而，中国学生在SAT考试中却输给了美国学生。

SAT考试本来就是美国的高考，两国有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中国学生难免“水土不服”。文化理解的差异固然不能忽视，但考试同样可以检验出水平。据考试分析可知，中国学生在数学方面还是领先，差距主要在阅读与写作，其中显露出的问题也正是中国教育的软肋：体现学术能力的批判性思维不足。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教授、最多的博士、最多的大学，但却鲜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世界级大师似乎也只是传说。几十年来，顶起中国科研的巨子们大部分为建国前或建国初期回国的“海龟”，诸如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他们都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一代。钱学森驾鹤西去之前，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问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老一辈科研巨子先后逝去，建国后培养的那么多学子中出类拔萃者凤毛麟角。而不经意间，中国学生参加SAT考试所暴露出来的不足，某种程度上回答了“钱学森之问”。

中国的学生考试能力世界领先，但就好比剥洋葱一般，剥去层层光鲜靓丽的外表，发现里面却是空的。笔者曾说，中国是一个没有教育的国度。此话确实有些极端，但真是笔者从小学读到研究生的体察所得。贴切地说，中国的教育就是竞技，就像培养考试运动员一样。且不说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在课堂上美国的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的，而中国的讲台总是高几尺，老师是不容质疑的权威。总是有那么一条规律，中国学生在课堂上，只要认真听话，按老师的要求做，考试成绩一般会不错。所以，中国课堂上的好学生都是认真听话的学生，而那些提尖锐问题的学生往往会被视为“差生”，若把老师难住，可能“后果很严重”。

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从小就是被扼杀了的，学生更像“考试机器”。整个评价体系亦是依照考试成绩量身定做的，只要成绩好，则“一好百好”，否则其他方面再好也是“差生”。在美国，家长喜欢炫耀自己的孩子参加了什么活动或成了什么公益组织的成员，而中国的家长无一例外地炫耀自己的孩子学习成绩第几名。

从文化语境方面看，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教育。中国经受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统治者总是教育百姓要学会当顺民，不能质疑皇权。鲁迅将中国的历史分为，做奴隶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美国的学生考试能力远不如中国学生，但在批判性思维和质疑精神方面遥遥领先。整个美国社会文化亦是如此，鼓励怀疑权威，鼓励大胆创新，鼓励勇于开拓。

而今，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复兴，国家正在崛起，应该突破文化桎梏，改革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质疑精神。这不仅是学术科研领域发展的需要，更是整个民族崛起的需要。中国人不缺乏智慧，缺的就是批判和质疑，若能把这个短板补上，未来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大发展，否则，中国有可能成为大而不强的“二流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