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媒体”真能独立吗？

掌握在“1%”手中的媒体，能否像它们宣称的那样，代表“99%”的利益？这是“独立媒体”必须面对的最大质疑。事实上，“独立媒体”可以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党，却不可能独立于资本。

媒体不可能独立于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在“独立媒体”的体制下，赚钱对于媒体来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生存条件也是最高目标。默多克、《时代》公司老板卢斯等传媒大亨都曾不加掩饰地声称：报业只是一种生意。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家周报的主编明确说：“广告生意就是权力，谁给我们广告生意，我们就给谁说好话。”

媒体不可能独立于老板的意志。早在1925年，《华尔街日报》的威廉·彼得·汉密尔顿就撰文写道：“报纸是私人企业，它不欠公众任何债务，公众也没有赋予它特权，它完全是业主的私产”。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乔纳森·谢尔曾就“窃听门”事件撰文指出：在默多克家族控制的新闻集团，编辑独立性已让位于铁腕中央集权。卢斯也曾赤裸裸地威胁那些不满其报道方针的采编人员：“我早就说过我是你们的老板，这就是说我可以开除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媒体不可能独立于“1%”的利益。对近年来这场由华尔街金融大鳄们的贪婪无度酿成的国际金融危机，一向以“无所不在的监督”自诩的美国主流媒体居然一无所察，既无预警也无揭露。当“占领华尔街”运动呼喊出“我们是占总人口99%的普通大众，对仅占人口1%的人的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时，美国主流媒体居然认为这“没有新闻价值”。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曾提醒：对所有人来说，当一种最重要的工具（新闻媒体）变得只对少数人有用时，当它为极少数人所役使时，把持这种工具的少数人的自由就是危险的。透过“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美国媒体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

“独立媒体”的最大真相

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是保护私有财产、维护资本利益。“1%”的这部分人，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巨大财富，是这个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对维护现行制度有着高度的自觉性和强烈的责任感。默多克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模式可与讲英语的国家发展起来的模式相媲美。……（这种模式）由普选、有限政府、法治、私有财产、自由市场等要素组成。”

由“1%”垄断的媒体可以“独立”地问责政客、指摘政党、批评政府，可以让某位政客落马、某个政党败选、某届政府下台，但它们绝对不会去质疑、批评、反对这个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当“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深层弊端时，西方主流媒体却视若无睹、充耳不闻、轻描淡写、冷漠消极的原因。

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府也是垄断资本集团的“打工者”。那些站在大财团、大企业、大媒体背后的“1%”，才是西方国家没有任期限制的真正统治者，政府不过是他们的“看门狗”和“守夜人”。如果“1%”不满意，政府就是可以几年一换的管家和仆人。“1%”对媒体的控制比对政府的影响更加直接，媒体批评政府，与其说是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不如说是主人对仆人的监督和呵斥。这才是“独立媒体”的最大真相！

媒体为私人所有，是媒体“独立”的前提，而媒体私有化的结果，必然是资本垄断、金钱垄断。这种理念与实践的悖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注定是一道无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