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整部机器的重要“润滑”装置，司法的功能就在于减少摩擦、缓冲震荡，通过依法裁判为社会矛盾冲突的化解确立长远而权威的制度平台。而要做到这一点，能动司法是理念，恪守本职才是根本。

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是每年“两会”的重头戏。报告文本中折射出的司法政策，成为公众评判法治水准的重要因子。尤其是当前处在改革的关键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矛盾多发，司法何以有效应对自然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告别了以往强调司法改革，今年最高法的报告侧重于司法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作用，提出“高度重视小型微型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涉诉案件，尽可能采取调解、协调、和解方式化解纠纷，在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发展生产”。这显然符合中国司法一以贯之的思路：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企业破产、债务纠纷、官民冲突等已经明显反映到司法层面。尤其是国内改革深化，金融风险隐患不断积聚，一些小型微型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并导致停工停产甚至倒闭，由此引发的绝非简单的劳动争议或债务纠纷，处理稍有不善极易酿成恶性群体性事件，这给司法系统带来很大压力。

在这种背景中，司法机关以“能动司法”积极应对，连续下发多个意见防范金融风险，以减少危机所带来的社会冲突，起到了不错的社会效果。但同时也需注意，能动司法更多的是一种司法理念，而非具体办案的明示性依据，对它的贯彻落实必须建立在尊重司法自身的客观规律基础上，而不能在盲目能动中背离司法机关的职权定位。

对法院而言，其能动性应主要体现在工作的前瞻性与周延性，通过及时有效多元的司法裁判，依法妥善化解利益纠纷，为涉案企业与职工输送个案正义，借此为广大劳动者、经营者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预期；而不是在“顾大局”中为地方保护开“方便之门”，以此“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发展生产”。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关键时期，既要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又要破除利益阻力继续深化体制改革，这势必给司法提出更多复杂尖锐的矛盾和问题。作为国家整部机器的重要“润滑”装置，司法的功能就在于减少摩擦、缓冲震荡，通过依法裁判为社会矛盾冲突的化解确立长远而权威的制度平台。而要做到这一点，能动司法是理念，恪守本职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