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黄穗事件”一并拔起的不光是更换国籍问题，运动员与官职间的微妙关系也随之进入公众视野。

湖南省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一职，早在2007年初就任命于当时为运动员的黄穗。尽管黄四年多没上过一天班，这个职位仍为其保留着，工资照常发放，直到近日她代表澳大利亚参加国际赛事，问题才浮上台面。

黄穗不是第一人。事实上，自2005年田亮成为第一位身兼官员身份的现役运动员后，近年来，各地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几乎不可能履行领导职责的官员运动员。

这些运动员中的一部分，确实在退役后走上了此前安排的领导岗位，但也还有一部分，乃至很大一部分人，即便从未到岗，依然可以保有头衔，并享受相关待遇。对于运动员“换跑道”，担负行政职务，外界并不惊讶；甚至，运动员为国争了光，国家给予他们一定的回报，这样的观点也并非没有市场。至于那些领头衔不“到位”的情况，出于安排和接受行为可以完全“私下”，很少为外界所知。

官员运动员不到岗，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更进一步来看，那些日趋普遍的、让人习以为常的运动员变官员又是不是合理的？

不可否认，与一些国家职业运动员不同，在现有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国内运动员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对于运动员来说，退役就是走向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体系，此前的一切储备都可能失效，不少人甚至面临生存困境。一个明确的领导职位，为运动员提供了一个生活出路，至少是解决了退役后的生活之忧。

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被忽视的是，领导岗位是一个公共职位，而且还是一定级别的公共职位。将作为社会公器的公共职位，以奖励、安排这些近乎“派送”的方式给予特定的人，很难说是妥当的。对照其他国家运动员的际遇，这种奖励方式也是罕见的。表面上的官员运动员问题，其实是一个如何看待公共职位的问题。

公职人员的任用既意味着行政机构能否高效运转，更关系到社会阶层间的正常流动。也就是说，公共职位能不能开放、开放的程度指向的是社会公平。从机会公平层面而言，公共职位决不能以不透明、不公开的方式取得。

目前，基层或非领导类职位已经基本以公开招考的方式实现了公平，即使仍有地区传出招考“猫腻”，但客观地说，招考确实实现了正常化和制度化。然而，涉及到领导职位，很多时候恐怕不能说是公开透明的。将领导职位委任于运动员可能是后一种情况的表现之一。在教育科研领域，类似的情况也不少见。

客观地说，大多运动员获任的职位与其从事的运动项目有关，日后承担相关的管理工作不无可能，不排除其中的一些人凭借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在另一片天地继续发光。但需要分清的是，公共职位的获得有着严格的程序性和必要的严肃性。从运动员到官员，不能是一件一个奖励、安排，一纸授命即刻到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