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草案）》。草案调整了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将女职工生育享受的产假由90天延长至98天，并规范了产假待遇。（4月19日《新京报》）

从2008年报请国务院审议，到去年11月征求意见稿出炉，再到最终审议通过，这意味着经过了四年的论证、修改和意见征集，以保障妇女权益为旨归的《规定》最终定型。

应该说，在女职工劳动权利未充分兑现的环境下，《规定》的落地是值得期待的。从内容上看，制度的善意也通过延长8天产假、调整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等诸多更为人性化的设置体现了出来。但还应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规定》要能为女职工权益实现兜底，绕不开刚性执行的基本前提。

实际上，这也正是公众的担忧所在。《规定》以各类用人单位为约束主体，就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而言，执行的动力无可置疑，但企业尤其是中小、私营企业，必然会顾及相应的执行成本。毕竟，延长产假等对应着用人成本的直接上扬。

制度的钳制效力，往往依附于对违规施以无缝、严苛的责罚，而在监管难以紧密盯防的条件下，罚款、赔偿、限期改正乃至追究刑事责任等处罚能否生效，并产生威慑力，离不开畅通的维权机制。公众对于企业排斥《规定》的前期假设，本质上是建立在“维权难”的基础性语境之上的。

规范与现实之间可能出现断裂，这是人们对《规定》未来的普遍判断。基于上述考虑，舆论的焦虑感，又可以理解为职工与单位之间博弈不对等下的一次集中投射，它由《规定》引发，却隐含了一种普遍的困境，是大众化、泛群体化的，更是淤积已久的。甚至在用工结构、就业现状、监管松紧、权利意识等系列因素左右的博弈格局之下，它远无法由一部《规定》所消弭，而得依赖于系统化、可操作性强的举措来建立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