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天然免疫力的“圣人”毕竟是少数，仅以教育式的他律、自省式的自律，难以让廉洁成为大多数公权者的行为准则。

5月15日，茂名人大原副主任朱育英涉嫌受贿行贿受审。据悉，朱育英先后收受了当地57名干部共计人民币1238万多元、360万港元、20万美元，检方指其受贿物品包括挖掘机。朱育英称，收了这么多钱后，一分钱都没敢用。

1700多万，多乎哉，不多也。在贪官纷纷成为“亿元俱乐部”成员的情势下，1700多万恐怕连“大贪官”也称不上。朱育英贪腐“亮点”在于，他在“一分钱都不敢用”的同时，连庞然大物挖掘机都照收不误。时下，贿赂“转型”，转入“雅贿”与“期权”时代，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已经过时，朱育英似乎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对沉甸甸的“硬通货”有偏好。

“一分钱都不敢用”隐喻他对权钱交易、收受贿赂是何种性质的行为以及行为的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时刻准备“赎罪”，一旦事发，全额退赃，减轻罪行，获得轻判。既然如此，他为啥好像“病已上身”，最多一次收百万贿款，连笨重的挖掘机也一样“笑纳”？看似不可思议，实是人性贪婪与监督失灵使然。

据说非洲有一个抓猴子的方法：把果子放在树洞里，树洞刚好能让猴子把手伸进去，但是猴子拿到果实之后就没办法把手拔出来，猎人轻易地就能把贪心的猴子抓住。猴子若此，人何尝不是？贪婪是人性的弱点，自古皆然，中外如一。你承认，或者不承认，它都摆在那里。在形形色色的利益、欲望面前，具有天然免疫力的“圣人”毕竟是少数，仅以教育式的他律、自省式的自律，难以让廉洁成为大多数公权者的行为准则。

当利益输送呈现“链条效应”，卖官鬻爵成为潜规则，处于链条中端的无疑就是“二传手”。他一方面是“大鱼”眼中的“小鱼”，成为别人盘中那道小菜；另一方面，他又要不断吞食“虾米”，以攫取足够的“营养”。社会曾广泛流传某位官员在接受调查期间大放厥词，“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3天3夜，把××官场翻个底朝天！”这些话也许有夸张成分，但绝非诳语。如果不是买官卖官在当地蔚然成风，茂名也不可能有200多干部同时跌入“罗荫国案”的漩涡。朱育英亦然，他在大肆收受下层官员贿赂的同时，也向罗荫国“进贡”，以谋取茂名市人大副主任一职……

反腐议题讨论到今天，已经不再是技术层面的“方法论”——用什么招数对付腐败。社会贪腐成风意味着什么，相信大家都十分清楚，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召开的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提到，“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堪称警世良言。

然而，对一些基层官员而言，利剑出鞘，难免伤及自身，一旦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许多人立马就成了“口头革命家”，口惠而实不至，非不能至，不愿至。反腐之难难于上青天，难在利益关系调整。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固化，公共政策制定者的阶层也得到较大提升，有的进入既得利益集团行列。这一变化的现实困境在于，当公共政策制定者对调整社会利益关系、改变利益格局的公共政策投鼠忌器，公共政策出台就会出现“迟滞效应”，哪怕是一些被理论、实践双证实的反腐高招也不例外，一如官员财产申报制。

政府职能归位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反腐败更是如此，需要刮骨疗毒、壮士解腕的勇气，让“一分钱不敢贪”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