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下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症，透析仅半年后，廖某已花光了所有积蓄。为了让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医院公章，并用这个假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7月11日，廖某因诈骗罪受审。廖某称愿意卖房退赔。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7月12日《京华时报》）

4年时间仅透析即要花费17万余元，这对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加上相关的其他治疗的医药费支出，以及孩子上学、一家人生活的支出，对于一个以开黑摩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来说，这些费用确实是不可承受之重。虽然后来申请了救助，可以报销55%的透析费用，但是，如果这位作为家中经济支柱的丈夫入狱服刑，可以想见，其妻子面临的结局只能是死路一条。

对于尿毒病患者来说，血液透析是除换肾之外唯一的维持生命的办法，而换肾的费用更是这个家庭无法承受的，所以，在没有其他合法途径解决治疗费用的情况下，为了活命，铤而走险采用非法手段获得延续生命的机会，几乎就成了当事人必然的选择。

这17万余元对于患者家庭来说是跳蚤腿上割肉，而对于医院来说却是大象身上拔毛，相对于盗窃、抢劫等暴力手段来说，利用医院的漏洞，通过刻假章的方式获得透析机会是对他人伤害最少、对社会危害最小的办法。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在为犯罪嫌疑人开脱，毕竟无论嫌疑人有什么样的难言之隐，只要其触犯了法律，都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当一个人因病致贫、生命堪忧却无法从合法途径获得帮助时，那么病倒的恐怕就不仅是个人，更是社会保障制度。

为看病而犯罪的事情并非孤例，同样是在北京，2008年初，顺义一农民就曾为了“获得国家免费治疗”，不惜持械抢劫他人。两者情节虽有很大区别，但同样是无钱治病下的无奈之举，透着浓重的悲情。一方面有人享受着公费医疗，无病也开药，小病也住院，浪费着医疗资源，一方面却有人因为看不起病而铤而走险。

近几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覆盖率有了大幅增长，但是还远没有达到全覆盖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这种普惠式的医疗保险由于报销比例的问题，对于患了大病尤其是患大病的贫困家庭来说，往往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大病救助制度，而目前来看，这一点恰恰是最薄弱的。

按照以往类似事件的发展逻辑，嫌疑人妻子的治疗问题可能会由政府部门通过特事特办的形式解决，或者有慈善组织或个人为其提供帮助。这对于个人来说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此，这一事件引发的讨论热度消失之后，整个社会并不能从中获益，而其他与其有相似遭遇者的境况也不会获得改观。

只有推动制度上的建设，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进而使更多人从中受益。所以，医疗体制改革的步伐必须加快，而大病救助之类的制度也应该尽快建立并完善。只有如此，才有望避免类似的悲情故事频繁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