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同事说起湖北卫视的一档节目，叫《调解面对面》。我找最近的一期来看，说的是丈夫喜欢打麻将，影响到了婚姻和家庭生活，这对结婚多年的夫妻因此闹到要离婚。

节目当中，这对夫妻被请到了现场，各坐一端。除了主持人，他们所面对的，有几位专家点评嘉宾，有社区帮帮团，还有社区评论员。社区帮帮团大概由若干位市民组成；社区评论员中间有媒体从业人员，还有律师等等，也是若干位。

这样的配置，将节目现场变成了一个舞台，将调解的过程变成了一场戏剧表演。被调解者，比如那对夫妻，既是调解的对象，也是这场戏剧的角色之一。

家庭调解类节目近些年非常火爆。那些上节目的人，为什么愿意把自己的个人或家庭事务，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不得而知，也无意于去探究。

中国有句俗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话里，显见的理解，当然是家务事过于复杂、琐碎，很多时候无所谓是非对错，因此清官也很难去决断。

这句话里，其实还隐含了一层意思，就是它体现了一种社会治理思维。

“官”代表着国家权力，家庭事务除非闹到要打要杀，也就是可能进入到刑事层面，一般来说，国家权力是不会轻易地、直接地介入到家务治理中。但这不表示国家放弃了家务治理，而是把这一领域交给社会或家族共同体，实施间接治理。间接治理的工具，包括社会观念和道德，包括家族内部的公共权威的确立（例如族长，男性家长等），也包括熟人社会中的话语（所谓流言蜚语）。

我想，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可能记得一种半官方半民间的家务治理，即居委会。很长一段时间，夫妻闹矛盾等家务纠纷，居委会干部是要上门做思想工作的，也就是所谓“调解”。我还听长辈说，那时候，若居委会不同意，夫妻很难离得成婚。

现在，居委会大概已经不行使这项职能了，个人自由得到了扩展；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仍然不会直接介入家务治理。那么怎么办呢？在社会的意义上，家庭调解类电视节目，承担了家务治理的社会功能。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调解类节目的产生与发展才成为可能。

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前的观众，才是调解类节目的最终对象和目的。通过精心设计和流程控制的调解表演，完成了对众多观看者——也可以说是对社会大众的说教与劝喻，实现了家务治理。

现在经常有节目被叫停，调解类节目有被叫停过吗？好像没有。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这类节目难道不正符合了国家的社会治理意图吗？并不需要权力直接出场，社会就完成自我的治理与规训，这难道不正是国家权力想看到的吗？

调解机制的设立，一个目的是为了降低治理的社会经济成本，所有家庭矛盾都直接对簿公堂，用术语来讲，这可能是诉讼成本大过标的成本，经济上不划算。那么，调解类节目，花那么多时间、请那么多人，有的可能还要支付报酬，这到底是降低了还是增加了社会经济成本？

如今，人们的隐私观念空前增强，极端重视隐私，珍视和保护自己的家庭或个人私生活。但另一方面，人们又把自己的隐私主动暴露，做成节目，观看节目也就是观看隐私。我把这类现象，叫做“隐私的狂欢”，它显示了人性的一个基本面，即从遮蔽与揭示、禁忌与僭越中获得狂欢的快感。这大概也是调解类节目火爆的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