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岁的朱曼，是沈阳大东区一家私营口腔诊所的勤杂工。仅为被拖欠的千元工资，今年一个月里奔走于三家部门陈述情况、填写表格、搜集材料，年前的结果是——被告知需要办9种证明，否则解决不了。朱曼感觉自己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身心俱疲但白费工夫。她想不通，区区1000多元的工资，怎么就解决不了？（2月2日《新华网》）

不要说作为当事人的朱曼想不通，笔者看完报道也是一头雾水，在这9份证明中，其中一些叫朱曼拿出来比登天还难。比如，像解雇书面证明、考勤卡、工资单明细复印件等，理应由相关部门主动搜集取证，朱曼出面让欠薪老板主动提供，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朱曼等被欠薪者频繁遭遇“弹簧门”，不仅表明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严令没有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也将相关部门“踢皮球”式的工作作风暴露无遗。

近年来，由于讨薪而导致的恶性案件常见诸报端。这固然与一些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淡薄有关，但直接的原因是维权的无奈——不论是司法部门还是行政机关都没能及时把属于他们的工钱“拿回来”。前不久，国内某知名网站对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专题调查。结果显示，一方面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务工人员维权之路却如同跑“马拉松”。

不妨以劳动争议案件中最常见的工伤赔偿为例，看一看处于弱势地位的务工人员维权之路的漫长：工伤认定一般需要2到3个月，如果业主对工伤认定提出行政复议，则要5到8个月，劳动仲裁“尘埃落定”一般都得耗上半年以上时间。如果对仲裁裁决不服，务工人员还不得不走上司法诉讼之路。而打官司一般要经过4到10道程序，花费时间至少要1年，有的要耗3至5年，甚至会变成没有结果的“无尾案”。由此看来，用跑“马拉松”来形容当前劳动争议处理的实际状况，并不为过。

劳动争议案件一般标的不大，但具有“小而急”的特点。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马拉松”状态，就好比“急病人碰到慢郎中”，既难以解决务工人员的实际问题，也给政府执法形象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改变这一状况，需要着力解决劳动监管流程与实际用工现状脱节的问题，需要加大对维权部门的问责力度，更需要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尽快出台劳动争议处理特别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让处于弱势地位的务工人员维权之路更加便捷高效。

讨千元欠薪竟要九份证明，反映出的社会问题更应引起我们的深思。一个和谐的社会，至少应当是一个人人享有基本生存保障的社会。如果上亿的进城农民工失去了这种保障，那么整个社会将缺乏安全感。该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根治劳动争议处理的“马拉松”症了，要知道，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