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同市原市长耿彦波的一纸调动,成为全国舆论热议的焦点。先是离任时有上千大同市民上街打出横幅、签名挽留；进而有媒体爆出,至耿离任时,大同市政府至少累积了百亿以上的债务。(2月27日《新京报》)

应当承认,如今像耿彦波这样的“个性官员”并不多。百姓签名挽留市长,一方面是表达感谢和不舍；另一方面,是担忧新官不理旧账,进行到一半的旧城改造成为烂尾工程。而从最新的消息来看,伴随着大同城市面貌巨大变化的还有政府的欠债规模。为了城区改造欠下百亿债务,这样的市长该如何评价?

城市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是常识。对于主政一方的官员来说,城建是比较容易在短期之内出政绩的领域。举债搞城建,用土地出让收入还债,是很多城市的选择,大同并不例外。其百亿的投入,与东部很多城市相比,规模也只能算得上是小巫见大巫。但大同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他城市类似的造城计划招来的是一片骂声,而大同的城市改造计划得到了相当的民意支持,这种民意在市长被调走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客观而论,百姓挽留“造城市长”,与当地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有关。曾经的“中国煤都”、千年名城急于寻回当年荣耀,城市建设多年滞后,使得上上下下形成了改变城市面貌的急迫心情,市长大手笔的改造计划与此不谋而合。与此同时,市长本人诸如“在工地多过在办公室”,“重手出击拆掉某些官员的违章商铺”,“见市长比见局长容易“等一系列亲民务实和铁腕之举,也为其赢得了赞誉。市民挽留市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那种能干事、干成事的官员的赞赏,以及对不干实事、庸碌无为官场习气的否定。

然而,即使大同的旧城改造过程中,市长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也不得不面对欠债百亿的追问。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举债多了,财政会背上包袱,一时的面貌改善,透支的是未来发展空间。外界对于举债建城合理性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而存在这一问题的城市,显然也并非只有大同一个。

说到底,我们的城市建设,在决策上还比较依赖于某个人而缺乏制度性的保障。一座城市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是细水长流,逐步改变城市面貌?还是把未来的钱拿到现在花,通过大肆举债来个快刀斩乱麻?这个选择权其实应该还给可依赖的规则。试想一下,如果大同在旧城改造之初,其举债规模、资金来源、拆迁补偿、实施步骤等等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与民意充分的沟通与讨论,当地的立法机构将达成一致的民意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并严格按照规划严格监督执行,那么,工程是否会烂尾,举债百亿值不值,市长需不需要上街挽留也就都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