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透露，中国疾控中心计划投入约五六千万元，用3年时间在全国PM2.5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开展健康评价研究。工作人员将通过深入调查和搜集资料，同时进行监测，完成基础研究后应用于建立PM2.5污染的健康预警。

虽然此项研究的必要性受到了很多网友的质疑，但笔者还是愿意持谨慎的支持态度。关于PM2.5污染，我们可以有很多直观的看法，比如关于其成因，可以归于高能源企业的排污、汽车尾气排放甚至鞭炮的燃放等等，而其对健康的具体影响，公众也不甚了了，更多地只是从监测指标的超标而产生担心情绪。但要对此进行有效的治理，这些直观感受都不管用，而是需要建立在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上。

现代公共行政实践表明，公共决策越来越依赖于“技术”、“专业性知识”等理性化要素。如果真如王主任所言，对究竟PM2.5对人的健康有什么影响，不同暴露时间、不同浓度对人体的影响有何不同等问题，还从来没有科学的数据支撑，那么，疾控中心作为健康预警的负责部门，运用财政拨付的经费，组织有经验的专家进行研究，无疑对治理PM2.5污染具有积极作用。我认为这是公共事务专业化治理必需的环节，如果相关行政部门都能以专业研究为依据进行决策，就可以避免类似闯黄灯扣分等拍脑门子的行政决策，从而大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但笔者之所以态度“谨慎”，缘于两个方面的考量：

其一，从研究的必要性上说，网友的质疑不无道理。本来，对课题的申报和研究内容的评估，应该由专业人士在严格的审查程序下完成，一般公众无法对此作出判断。但在涉及公共事务的决策上，一些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借“专业化治理”之名，结成利益同盟，形成“知识－权力”垄断的决策体制，专家成为给不良决策背书的“砖家”，其专业能力和价值立场都遭遇了信任危机。对这一研究课题的广泛质疑，反映的正是公众对行政主导的“专业研究”机制的不信任。客观地说，由于公共事务的专业化治理在程序和机制上存在欠缺，对这项研究的经费额度是否恰当、研究方法是否严谨可靠，研究内容有效性等等，公众无法做到对他们的无条件信任。

其二，专业研究能否成为公共决策的依据，真正起到作用，仍然存在疑问。环境污染往往缘于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政绩观，有学者指出，在地方政府激烈的横向竞争以及跨行政区域环境管理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往往表现出把本行政区的环境成本外部化的机会主义倾向，面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地方政府间容易处于囚徒困境。如果不在环保法规和对官员考核体系等方面进行完善，环境问题的“专业化治理”就无法得到落实。

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在涉及环境保护等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上，“专业化治理”能够成为决策的依据。

刘国强 （四川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