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解读“未来5年的立法规划”时，提到“完善反腐败方面的立法，真正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今后5年的立法重点。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首次公布反腐立法的时间表。这一天，距全国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议制定《反腐败法》的议案，恰满14年。

从14年前的建议性的议案，到如今正式确立5年期的反腐立法时间表，说明我国反腐工作法制化、制度化的路径日益明晰。事实上，对反腐立法的重要性，中央领导同志近期的讲话中早有体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说明反腐制度建设势在必行。为反腐立法设立时间表，是新形势下反腐工作的迫切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

近年来，在反腐高压态势下，一批腐败分子被依法查办。如今年发布的“两高”工作报告中，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13.8万件，判处罪犯14.3万人；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中，厅局级有950人、省部级以上有30人。这些数字，表明了我国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和实效。

纵观我国近30年的反腐历程，以制度反腐并不是一个新课题。事实上，近些年我国也出台了不少具体的预防、惩治腐败的制度规定，但往往层级不一、太过分散，导致产生一些诸如“违纪不违法”“以纪律处分代替法律处罚”等的制度性漏洞。如此，惩防腐败的精准度、威慑力必然减弱，实施效果不容乐观。

要让反腐立法更精准更有效，首先离不开阳光行政、透明决策、舆论监督、权力制衡等一系列制度的支撑。从这个角度讲，反腐立法需要的不仅是一部法律，更需要从多层面完善法律运行的环境。

其次，在惩戒腐败的同时，更要从法律层面预防腐败，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正如一些代表委员所言，“反腐败不能像割韭菜，割掉一茬又长一茬，关键在于除掉根、铲掉土。”要对腐败“斩草除根”，就应当从制度上约束权力运行，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第三，要广泛借鉴国际社会上一些经过检验的立法实践。如美国的“从政道德法”“1977年涉外贿赂法”，英国的“荣誉法典”“防腐败法”，德国的“利益法”、”回扣法”等，这些法典既重事后惩治，更重制度预防，我们可以从其实施多年总结的得失中吸收营养，为我所用。

立法反腐提上国家日程，说明我们反腐败的法律“笼子”正在编制。这个过程中，更需要立法者能够以阳光公开的方式，整合专家资源，吸收民间智慧，确保各方力量参与，为反腐败法的设立打个好基础。（作者系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