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每项改革都会广泛受益，在改革的旗帜下很容易凝聚力量。现在深化改革，虽然从总体上对发展仍会产生巨大推动力，但具体到某一个领域、某一个群体，会引起利益关系的调整，带来现实的、预期的利益消长。抽象地谈改革，所有人都赞成，甚至可以慷慨激昂，但具体到改什么、怎么改，往往是改别人不改自己，或者改别人态度鲜明，怎么改头头是道，改自己则躲躲闪闪，怎么改这难那难。

对改革的不同认识，既有利益方面的原因，也有其他社会原因。当今社会正经历着空前深刻的变革，突出表现为三个转变：社会结构从单一的组织系统向社会组织多样化转变；社会环境从简单的封闭系统向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格局转变；社会分配由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向有收入差距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后现代主义的颓废思想、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文革”的无政府主义遗毒等相互交织，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思想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看问题的差异，存在话语体系的差异，存在沟通障碍，存在群体隔膜。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舆论格局下，要求各方面的认识整齐划一，在一个具体的改革项目启动时，大家的认识都能很快跟上来，是不现实的。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清醒地指出，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因此，针对思想认识不统一，要找最大公约数，看哪些是可以“求同”的，哪些是经过做工作，可以形成或转化为共识的，哪些是可以继续“存异”的，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最大程度地形成共识，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

改革的实践要通过寻找最大公约数来聚焦，宣传也要适应这种聚焦，充分发挥与不同群体进行沟通的优势，凝聚共识、巩固共识、发展共识。改革的组织者、推动者也要注重沟通，形成凝聚共识与推动改革的良性互动。

只有凝聚改革共识，才能集聚改革力量，推动改革实践。当前改革正处在关键阶段，旧的平衡被打破，人们容易产生思想困惑、心理失衡、情绪波动。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社会群体的所思所想，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找到最大公约数，凝聚推动改革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