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地震捐款，孩子就拽着家长衣服不让走；孩子捐出了零花钱，回家后又委屈地告诉父母“老师表扬捐红色的钱”。这是近日在北京几家幼儿园传出的消息。而在当地的另一所初中，老师拿本登记学生捐款数，很多学生跟风捐款超百元。多位家长表示，这些募捐变了味儿，觉得学校和老师强制孩子多捐款。（4月25日《新京报》）

每逢捐款赈灾，每有校园募捐，类似这样“组织捐款”更像“组织攀比”的家长纠结，可说历来便是一个“保留话题”了。而孩子们的捐款情绪，其实也是现实社会的一种矛盾缩影，针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惯用做法，恐怕已有越来越多的爱心公民早想吐槽：拜托，请别再来“组织”我的个人捐款行么！

“人字的结构是相互支撑”——心系灾区、情暖灾民，当然是社会各界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公民个人如何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地奉献爱心，却怎么说也是一件“我的选择我做主”的事情。但许久以来，在局部地区和一定范围，这样的个人善举和善行，则往往都被某些单位和部门，当作一种天然的“集体权力”，习惯成自然地“集中组织”了起来。于是，先捐后捐、明捐暗捐、多捐少捐等等，也便渐渐形成了固有安排与模式；公民的个人意愿和想法，在这种“组织捐款”的规制下，反倒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忽略不计了。

主动“代表”各人愿望，把赈灾捐款“组织”着来搞，看起来颇是显得“众人拾柴”、“众志成城”、“众望所归”。但这样的场面经历多了，人们也不难发觉，有些“组织捐款”的用心和用意，未必不存“简单操作、速展亮点”的攀比邀功之想。因着“组织”之下的睽睽众目，因着领导干部的“带头引导”，善识时务者岂敢再有“私心杂念”，或是游离“组织”安排的“特立独行”？那么，心甘情愿也好，迫于无奈也罢，反正一幕“踊跃捐款”的“动人场景”必然出现，若有新闻媒体闻讯而至、率先报道，那就更是“捐”有所值、皆大欢喜矣。

奉献爱心总有途径，捐款赈灾也需“出口”。说实在的，许多公民并非不懂得募集捐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是认为，这种“组织”和“引领”，应当是充分释放个人意愿的“自选动作”，而不该异化和固化为“我说你做”的硬性干预。事实上，目前一些官办慈善机构何以弄得民心大失，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便是这些纳捐机构长期无忧无虑，只需例行公事地收集“组织”而来的公益善款，就可夸夸其谈地唏嘘工作实绩。

“组织捐款”不是“组织攀比”的堂皇捷径，更不是娇生惯养一些“慈善闲人”的制度温床。就目前某些官办慈善机构的公信不足来看，为了有效提升其“主动找食吃”的运作能力，倒还真的有必要鼓励一些公民和人士直言不讳：别来“组织”我的爱心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