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目前的社监委成员中至少有3位委员与红会之间存在利益交换，或通过商业机构的商业合作，或通过公益平台形成捐赠与受捐的纽带。上述利益关系不是普遍定义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应有的关系，这也让社监委作为第三方监督机构遭遇了成立以来的首次信任危机。（红网5月25日）

“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虽是民间大白话，却蕴含着社会关系的普遍性铁律。显然，若是吃了嘴不软，拿了手不软，以后就再难有吃有拿了。被监督者与监督者只要发生利益交换，或者利益输送，毫无疑问会让监督者睁一眼，闭一眼，最终成为聋子的耳朵，甚至一根绳子上蚂蚱。“社监委”本是“红会”的监督机构，职责是监督“红会”工作的规范性，可是部分“社监委”既然拿了“红会”的好处，必然让曾被公众寄予厚望的“社监委”令人严重失望，其公信力也严重受伤。

大量接收由红会转来汶川地震捐款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将其中2000万元转捐北师大公益基金会开设“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王振耀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职务，组建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并就任院长。王振耀被聘为红会社监委委员；此前王振耀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时已被聘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把这三件事联系起来，不难理解其中奥妙。社监委袁岳承接红会评估项目，也会给大众想象空间。

“郭美美事件”引发“红会”公信力危机，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明确“红十字会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建立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可是直到今年“4·20芦山地震”发生后，“红会社监委”发言人王永表示“要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大众才知道红会社监委的存在。颇让人玩味的是，社监委既然不是红会的下属，甚至是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但要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红会却表态没有这个安排。

随着信息的继续披露，人们才知道，原来红会所称社监委的“独立”是一个大“忽悠”，大众的智商又被侮辱了一下。因为社监委成员是红会聘任的：红会工作人员发邮件和电话，询问对方愿不愿意担任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表示同意后，监督委员获得聘任。可以相信，不少有资质且愿意担任红监委委员的人，收不到红会招聘的邮件或电话；收到邮件或电话的人多是圈里人。一个简单的逻辑是，被监督者招募监督者，会招募谁？你若玩真格的监督我，我还和你玩下去？谁是傻瓜？

红会的监督机构该由谁牵头组建？红会监督机构的成员该以什么样的程序产生？红会的监督机构该对谁负责？红会监督机构的工作信息是否要公开？虽然红会及社监委在组织性质上游走于政府机构和民间NGO之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忽悠其义务和规范，但是其毕竟是靠大众捐款来维持运行的，某些地区的强捐措施越来越遭遇民意反弹。因此红会及社监委的公信力直接关系着资金来源。“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了发展慈善事业，红会及社监委要尽快规范操作，赢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