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高度复杂，这决定了反腐倡廉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并在此基础上生成新的“廉政文化”，希望从历史上裁剪一个“文化”拼贴到当下来，恐怕只有装饰效果，无法取得成功。

廉政建设是当下人们关注的焦点，群策群力，调动一切资源反腐倡廉，已成共识。最近，有媒体撰文称应“借鉴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为官之德，重视权力监督，强调依法治吏，这些经验对“今天进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以史为鉴，才能继往开来，但要警惕食古不化。

现代社会的腐败是与现代性伴生的，在前现代社会，科层制度欠发达，难以形成强大而万能的政府，权力相对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呈现出“皇权不下县”的局面，加之商品经济不发达，客观上限制了贪腐的空间和影响。

自宋代起，官员名声急转直下，并不是此前廉政建设抓得好，而是宋代商品经济繁荣，让原有的制度缺陷呈现出来，这也是宋代理学勃兴的一个原因，前人们希望用道德来抑制腐败，甚至不惜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这样极端的地步，可结果如何？

宋代惩贪失败的原因，可从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看出来，当时杭州地价腾贵，太后、公主、驸马纷纷加入“炒房团”，面对这些“大鳄”，皇帝都没辙，何况基层官吏？

管不了别人，只好管自己，道德反腐法走上前台，不仅腐儒能接受，皇帝也能接受，因为免去了他大义灭亲的麻烦。道德的约束力在于舆论监督，可管住别人的嘴总是容易的，实在不行，贴上“造谣传谣”的封条即可。

按最极端的算法，宋代GDP也只有2500-3000亿美元，和今天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当初道德反腐法尚且不行，今天就更难成功。

事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固然强调为官之德，但这个德是私德，而非公德；重视权力监督，也是只监督官员，不监督皇帝；至于依法治吏中的法，绝非现代社会提倡的法治，而是王法、家法，这些法的出台无需人民授权，缺乏民意基础，根本得不到人民的尊重。

现代社会高度复杂，这决定了反腐倡廉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并在此基础上生成新的“廉政文化”，希望从历史上裁剪一个“文化”拼贴到当下来，罔顾其生存土壤如何，制度背景如何，这恐怕只有装饰效果，无法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