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了法律在情感干预上的有限性，就不难理解司法对此类纠纷的介入需有度，尽量保持司法的克制与谦抑，避免司法扩张主义，防止积极主动下好心帮倒忙。

就开始实施的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媒体纷纷打出“不常看望或问候老人将属违法”的醒目标题，将“常回家看看入法”的争议延续至执法领域。而同一天，国内首例判决在无锡北塘区法院新鲜出炉，两位被告人除被判承担经济补偿外，还需至少每两个月到老人居住处看望问候一次。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精神赡养已成为老年人权益的重要内容。面对2亿多老年人口且每年新增近800万的趋势，国家立法必须直面老年人的精神权益诉求，以体现立法的导向，向社会传递关爱老人的正能量。为此，新法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一倡导性条款，被广泛解读为将精神赡养从道德责任“硬化”为法律义务，并引发了诸多操作性的诘难，比如到底多久回家一次才算“经常”？对这种义务的履行如何监管？

新法实施引起各界对立法落空的担忧，这并不奇怪。基于现实中种种有法不依的现象，人们判断立法优劣的重要标准便是能否执行。在这种背景下，无锡判例第一时间出炉，期求印证新法的落地与可诉，用心可谓良苦。但这并不能证明，司法今后将成为破解老人精神赡养难题的主路径，或是拯救家庭代际感情疏远的尚方宝剑。相反，司法在介入此类纠纷时应当保持理性克制，为家庭矛盾的化解和修复留出足够的自治性空间。

在立法争议中，“常回家看看入法”难以操作几近共识，最终之所以获采纳通过，并非因为找到了司法可诉的新通道，而是出于对立法引导教化功能的考虑。因而这一条款的设计初衷，不是要将忽略精神赡养的子女悉数送上法庭。所谓强扭的瓜不甜，老人与子女之间的情感维系，并不能建立在一纸判决上，有时法院的制裁效果可能事与愿违。当家庭亲情成为某种奢侈品，司法高擎正义之剑，运送给老人的不见得就是一份期待中的关怀。

懂得了法律在情感干预上的有限性，就不难理解司法对此类纠纷的介入需有度，尽量保持司法的克制与谦抑，避免司法扩张主义，防止积极主动下好心帮倒忙。在介入范围上，应立足个案中未能“常回家看看”的缘由，将司法强制干预限定于那些主观故意、有条件而不尽精神赡养的情况；在介入方式上，要更加注重社会效果，不能单纯用法律效果追究表面上的案了事结。就此，宜多采取庭下和解、司法建议、判后说法等柔性手段，真正将关爱老人精神需求的立法目的，传递给案件当事人以及社会大众。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