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和专业能力并非豁免权，对技术型官员同样需要设置“防火墙”。

前不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公告，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廖成为十八大后反腐风暴中又一落马的高官，引发关注。

廖少华属于典型的“业务干部”，长达15年的铁路系统背景，从见习生一路干到副处长、高级工程师，然后步入政坛。以廖少华为代表，近年来，技术型官员、专家型干部误入贪腐歧途频频见诸报端。北京社科院日前发布的《北京法治发展报告（2013）》显示，这类高学历、高职称的“两高”干部，其受贿犯罪呈现边“评优”、边腐败的特点。

一方面头顶夺目光环，一方面行事苟且、见不得阳光；一边在台上高谈反腐，一边却在台下大肆敛财。这种“台上台下两个形象”的官员并不罕见。对组织来说，技术专家型干部的“失足”是一笔损失。这类干部往往学而优则仕，因在某一领域卓有建树而跻身仕途，沦为贪官，殊为可惜。

不过，“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要着力发现和培养，有本事、懂技术的官员并不难寻，但做到公正廉洁却并不容易。职称高不等于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也不见得拒腐能力强。相反，有些官员恰恰因为披着懂技术的“马甲”，易受重用，贪腐起来也往往更隐蔽。对于不少技术型官员来说，专业技术反倒成了他们敛财的“护身符”，一旦把持不住，更易出事。这说明，荣誉和专业能力并非豁免权，对技术型官员同样需要设置“防火墙”。

由技术型官员的腐化堕落，不难联想到某些特定群体的腐败，比如“26岁现象”、“35岁现象”、“59岁现象”等等。由此观之，贪腐不分年龄，也不看懂不懂技术、是不是专家。“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监管不到位，任何年龄的官员都可能滑落腐败的深渊。孟德斯鸠曾说，“每一个当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他一直这样做，直到他碰到障碍为止。”何谓障碍？换言之就是监督。在许多专业性很强的管理领域，违法违纪行为往往具有“陌生性”，普通的监督机制可能很难发现寻租的缝隙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督机制应该多运用事前备案和联网管理，不断总结监督机制的不足之处，向更加科学和专业的方向调整与完善。

“世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回溯历史，多少人因贪欲而抱憾终身。归根结底，破除“能吏易腐”困局，需要用理想信念教育使干部“不想腐”；用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制约使其“不能腐”；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使其“不敢腐”。反腐没有终南捷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一个人无论多懂技术，只要胆敢伸手，就必须承担后果。如此，方能从根本上遏止干部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