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住北京最火养老院，竟然要排队一百年才有床位！在北京等地，一个床位竟叫上了3万元的“天价”……不知不觉中，“银色浪潮”开始席卷中国，养老难、养老贵日益凸显。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考验着政府、社会以及每个家庭的智慧与耐力，德国的做法多少可以镜鉴。

在西欧诸国，德国是最“老”的国家之一，但却是最“早”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早在1889年，闻名欧洲的“铁血首相”俾斯麦就建立了德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现如今，德国养老体系的“三支柱”由社会保险、职业养老金和个人退休投资组成。

第一支柱——社保，其源头是俾斯麦定下的规矩，由在职职工承担退休职工的社保成本。这曾是德国养老体系中的主要形式，但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严峻现状下，越来越不可持续。

为了填补社保的缺口，职业养老金制度和个人退休投资——另“两大支柱”应运而生。其中，职业养老金主要由雇主出钱，为员工制定养老计划。当涉及款项分配和划拨的重大决定，还有工会一同参与，以便为职工维权，目前已覆盖德国大约60％的劳动人口。像西门子这样的大公司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实行这种养老制度。

在德国，老人住不起养老院怎么办？政府掏钱，财政补贴。德国政府根据个人的收入底线适当补贴困难户，减少养老院费用中的自付部分。若老人依然住不起，社会救济部门就会介入，视情况补足资金缺口。以柏林政府出台的“基本规划”为例，可为每张养老床位提供8．18万欧元的一次性补贴。

简单的一次性埋单固然可以，但往往不能一劳永逸，于是政府适时出台配套措施，给相关行业减税。特别对于护理性质的企业，德国政府对其免征销售税和营业税。除了联邦政府，慕尼黑地方政府还以建筑指标换取相对便宜的地价，用于公共事业建设。

针对“入住难”问题，德国政府大力发展居家式互助养老，德国老人如今热衷于“新式同居”。具体形式可以是“老少合住”，让大学生住进老人的房子，年轻人给老人做饭、买菜、打扫卫生，老人为年轻大学生提供免费住房。

抑或是老人与老人之间组成互助小组，“结伴养老”。他们多住在同一个社区，平时轮流在各家聚餐、收拾花园、聊天。若其中有人生病，其他人可帮忙购物，相互照应。

也有“三代同堂”式“同居”，即老人与单亲家庭合住福利公寓，老人帮着年轻人带孩子，年轻人帮老人干体力活。

说到底，养老质量关键还取决于“钱袋子”。任何老龄化社会都面临养老资金压力问题，德国也概莫能外。德国政府决定自2012年起逐步将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提高至67岁，到2030年将养老金缴纳比例从工资占比的19．5％提高到22％，并且鼓励所有在职员工投保私人养老保险作为附加养老金，政府予以补贴。

养老是世界性难题，德国并非典范。然而从德国养老系统制度设计的不同侧面中，我们可以看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诸多务实细节，多少有些启发。电影《桃姐》中的主人公桃姐是不幸的，晚年患病，鳏寡孤独；但她又是幸运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得到了干儿子罗杰的陪伴与照料。由此想到我们的老人，他们又如何安度晚年？让老有所养，这是所有国家政府的基本责任与义务。借他山之石也好，自主创新也罢，完善养老体系建设是急民众之所急的大事，莫让“百年等一床”的尴尬持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