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一名8岁的小学生郑秦瑜，他的父亲郑伯武是一名警察，因为老爸多次放自己“鸽子”，他写了一篇《我的爸爸“不靠谱”》作文对父亲发“牢骚”。(7月22日东南网)

孩子的牢骚，在老师乃至社会“主张奉献”的定向思维和评价中却是一种赞誉和歌颂，就如老师评语所言——“通过这种反面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当代优秀警察的形象。”然而我们是否想过另外一个问题，孩子的埋怨与无奈，又应由谁去补偿？

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2204人，平均每年有441名民警因公牺牲，其中因劳累过度猝死1098人，占同期牺牲民警总数的49.8%，成为民警因公牺牲的首要原因。在目睹这组惊人数据之后，我们需扪心自问，这种无视休息权的过劳死是否应是社会崇尚的价值观？！我们还需扪心自问，这些过劳死的劳累背后又有多少工作是社会安全的必须？！

“不靠谱”应该是一种质问，首先要质问的就是为何让基层民警如此之忙？又是谁在剥夺民警本应享有的休息权？开会是否真的必须人人到场？加班又是否都涉及公众安全与社会秩序？抛去工作内容的繁杂和是非曲直，我们也应该认识一个基本事实，警察也是劳动者，享有休息权是法定的权利。

“不靠谱”应该是一种质问，是一种价值观导向的质问。警察可以为公务牺牲时间，护士可以为医务牺牲时间，企业员工可以为企业牺牲时间……试问，当家庭都以牺牲亲子时间作为代价，那谁来给孩子们幸福的童年，又谁来保障这个国家的未来？

奉献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一种价值元素，然而我想，它也必须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否则这种奉献与优秀，未必真的“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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