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属国企全部要取消行政级别，竞争充分的行业将推职业经理人制度，还将探索实施国企员工持股。26日，广州市国资委主任黄伟林向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广州市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情况的报告》时如此表述。据悉，近年广州已在国企领导人员选拔机制做了些创新，2013年完成10家企业6名董事长、8名总经理、8名纪委书记的公推遴选和聘任工作。

国企的行政级别，其实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典型产物。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了保证管理的有效与计划的开展，国企的负责人由组织发文任免，他们带有一定的行政级别，顺带着国企也就具有了相应的行政级别。这种政企不分的模式，在当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国企的行政级别便显得有些尴尬——国企的领导到底是官员，还是企业家？国企到底是政府机构，还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当时代已经变迁时，国企的去行政化也成为改革的对象。否则，就难免给人违背常识之感。

关于国企行政化的弊端，人们也总是可以清楚地列举。例如：行政化导致的竞争不公平，行政化导致的管理动力缺乏。至于国企行政化造成的政企不分，更是一个明显的问题。

其实，国企去行政化也早已在一定层面上达成共识。自2000年开始，中央、上海、包括广东，都曾经发文推动国企去行政化。但从实践的效果看，似乎雷声大雨点小，效果不尽如人意。要不然，此次广州要求市属国企去行政化也不会成为热点新闻。这种认识与行动之间的落差，说明国企去行政化之难。这种难，首先难在利益的梳理与分割上。因为去行政化会有损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利益，他们对去行政化难有好感。这种难，还难在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上。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级别这么简单，去行政化意味着国企回归其企业属性，意味着权力放手企业的经营，如果只是改个形式，就可能换汤不换药。

可能也是因为改革之难，在新闻中才有这样的陈述：今后所有市属国企及其领导人都要取消行政级别，“目前没有时间表，但这是方向”。这样的表达，既让人感到欣慰，也让人感到有些无奈。欣慰的是，方向已经确定，共识已经达成，国企去行政化是大势所趋。无奈的是，没有时间表就意味着缺少审视去行政化效果的具体视角和标准，去行政化的过程到底有多长，如果出现反复怎么办，这些问题都不得而知。在某种意义上，时间表是一份工作表，其中包含着工作的思路，工作的方法，以及工作的决心。若无时间表，人们只能顺其自然；若无时间表，所谓的方向正确得不到有效保证。可以说，时间表是方向正确的导航。

国企去行政化需要提速，需要具体而详细的时间表。一方面，关于国企去行政化的共识已经达成，如果有人再公开说国企去行政化不妥，无疑是与大局违背，是与趋势对抗，是与舆论为敌。另一方面，关于国企去行政化的难点和问题也已经看到，不存在什么认知的死角和思维的盲点，抑或被忽视的难题，问题只是有没有正视问题的决心和勇气，以及扎实推进工作的态度与进取心。只要在国企改革中，能够以顶层设计厘清国企的身份，以完善制度推进国企去行政化，从而切断行政与企业的关键连接点，国企回归企业属性就不是难事。即便在推进中还是有难度，还会有没有想过的、想到的难题，国企改革也应该迎难而上，依据时间表一步一脚印，踏踏实实，实事求是地走好去行政化之路。

李劭强（江苏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