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初步调查，犯罪嫌疑人陈严富因女儿暑期作业没有完成，学校不让其报名而怀恨在心，进入学校作案。对于作业未完成而拒绝陈严富女儿报到的做法，东方小学和当地教育部门的回应是，“老师没权利拒绝学生入学，这可能是吓唬学生、督促他们完成学业的一种方式。”但这一说法遭到质疑。（9月3日《新京报》）

质疑有两点。一是据犯罪嫌疑人陈严富的父亲陈师山讲述，孙女的作业都做完了，8月31日报名时，陈严富就带上了孩子的全部暑期作业，说暑假作业没有完成报名被拒，“这是扭曲事实”。二是陈严富的妹夫晏红兵陈述：“上学期报名的时候，学校也不同意，主要原因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差，后来说尽好话才入学。”

当然，犯罪嫌疑人亲属所说的，只是一面之词。但是，东方小学和当地教育部门，是否向犯罪嫌疑人亲属或当事人，即陈严富的女儿做过问询调查？其暑假作业是否真的没有完成的？到目前为止，官方说这“可能是吓唬学生、督促他们完成学业的一种方式”，这“可能”一词显得十分滑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官方没有进行双方调查，而只听了一面之词。

笔者以为，“鸵鸟”掩耳盗铃，只能欺人自欺。“9．1”惨案的大前提是，挥刀杀人的凶手罪不容赦，尤其是恶魔般地残杀无辜儿童。别说是警察围捕时凶手已选择跳楼，就算他活着反抗拘捕，警察也有权力将其当场击毙或击伤。如此严重的事件，官方的总结反思，决不能只是点到为止。如果真按孩子家人后来反映的哪样，她完成了作业，却仅因成绩差，就被老师剥夺读书的权利，任何一位父亲都不能接受。一个班级里，怎么就容不下成绩差的孩子呢？怎能因成绩差剥夺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呢？

我们姑且不论该不该布置暑假作业，就算没写完，也可以令其补完作业来报名。可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带着女儿报名4次都被拒绝。陈严富是山里人，和其他山里人一样，自己没读什么书，希望孩子有文化。2009年，他卖掉农村的房屋，凑上打工积蓄，并借款8万元，在县城买了房，女儿才进入东方小学读书；而他所在村子里的小学上世纪90年代被撤并，唯一的一所小学，要走15多里地。受伤后，家庭负债超过10万元，全家老小只靠妻子在郧县一家工地打零工，一天90元。生活如此艰难万般，女儿上学的机会又没了，他们的希望在哪里！

如果穷人都过不下去了，富人也将好不到那里去。社会需要和谐，任何人都不能被逼上绝望之路。即使班主任老师4次拒绝接受女儿报名，陈严富也可以不感到绝望而杀人再自杀，如果他知道有路可走的话。譬如，陈严富若被告知，老师不给报名可以找校长申诉，可以找教育局、教育厅、教育部申诉，可以到法庭申诉，如果陈严富知道总有说理的地方，他会感到绝望吗？他会成为亡命之徒吗？他会贸然走上决绝之路吗？

很显然，总结“9．1”惨案，还有很多话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