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显示，有77％的公益慈善组织透明指数得分不及格，其中地方红会得分较低，五成公众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不满意。《报告》还显示，去年我国慈善捐赠总额近千亿，企业捐赠近7成。

慈善的生命力在于透明。唯有透明，慈善事业才能真正激发、吸纳、整合人们内心的慈善热情和动力，让慈善事业生生不息。遗憾的是，从报告来看，慈善组织的透明度还不够，虽然止跌反弹的捐赠数额可带来稍许安慰，但若我们辨析慈善捐赠的主体，对比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就会明白，增加慈善组织的透明度，会让慈善事业焕发怎样的面貌，取得怎样的进步。而这种可期许的面貌和进步，现在还只是一种畅想与可能，甚至可能因为慈善组织的停滞不前，而成为一种泡影。

所以，需深究的问题是，为何慈善组织的透明度较低，如何增加和提升其透明度，让慈善可以成为“玻璃缸中的金鱼”？尽管，造成慈善组织透明度较低的原因很多，但已形成共识的核心原因是，行政化造成的公开动力不足、自觉不够。虽然，《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对捐赠信息的公开作出了指导，但这种指导并非强制规定，在缺少法律刚性的保障下，容易成为一种看上去很有力的“空话”。加之，慈善组织多带有官方背景，缺少竞争意识和服务意识，行政化所带来的种种官僚作风，行之于慈善而为人更不能接受。

因此，去除慈善组织的行政化，既是对慈善公信力的保证，也是对慈善公信力的提升。当行政化的种种弊端在慈善事业中被消除，人们看到的是公开透明的服务积极的慈善组织，他们对于慈善的种种顾虑就可以消除，他们内心的慈善热情就可能被最大化激发。

有人期待以立法的形式推进慈善组织的去行政化。这是去行政化的应有之路。只是，慈善立法之路却走得艰辛。从2004年全国民政会议提出建立慈善长效机制，慈善立法一直步履蹒跚，成为颇为期待但也等待时间较长的立法之一。显然，慈善立法到了迫切需要提速的时候。

其实，关于立法的重点是可以梳理清晰的。首先，明白慈善的意义，厘清慈善的内涵。这是慈善立法的出发点，若何为慈善还是模糊的，慈善与行政的关系还没有弄清，慈善甚至呈现出反慈善的一面，立法就可能麻烦更多、矛盾更多。其次，明确慈善的路径，规划慈善的未来。慈善不仅是一种动机，还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必须以制度予以规范，才能成为真实的慈善，所以，慈善立法必须具体、细化、可操作。第三，增加公众的监督，提升慈善的激励。慈善组织的公开性够不够，应由公众判断，判断的标准之一，就是他们的监督是否简便、可行、有力。只有公众监督成为常态，慈善组织才能获得公信力。

当然，公开透明只是公众参与慈善的基础，慈善事业对于公众的激励——道德层面的激励和功利化的激励，都是人们整体参与慈善的直接原因。对于公众来说，他们期待的慈善是自愿的、透明的、制度化的，全民性的。这离不开慈善的去行政化，更离不开慈善的立法。只要慈善立法能够理念、路径、机制三方面用力，人们期待的全民慈善，就不会只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