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收费，新华社最新报道摆出两大事实：一，一年逾4000亿元高速收费，大量资金被闲置，部分被挪用于建楼堂馆所和投资股票；二，高速公路延期、超期收费具有普遍性，而继续收费的主要理由是偿还银行贷款。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支撑起高速路的高速发展，其正当性不言而喻。公路是公共产品，怎样生产、提供，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也当有相应的自主权。那些通过贷款，没多大经济实力也能建几条高速的政府，无疑是有魄力、敢负责的政府。然而，将高速演变成收费的无底洞、财政的印钞机、政绩的泡沫化，就走向了政府应有魄力、责任的反面。

收费还贷是一个简单的算术。贷款本金、利息加上道路维护、运营费用，收费年限、价格就出来了，多收或超期收费，就不合理；从公共产品属性与政府责任视角看，也就失去了收费的正当性。无休无止的高速收费，不仅会加剧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泡沫幻象，也将严重透支政府的公信力。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举世公认。但直觉告诉我们，这种高速发展中或有高速路收费的一份贡献。目前，全国10万余公里的高速公路中90%以上要收费，其收费链条已将物流业、生产企业与个人消费紧密地外联起来，过路企业与个人不得不被迫增加支出、拔高成本。尤其是延期、超期收费，高速收一元，相关企业与个人或要多付三五元，GDP倒是因此上去不少，但实际上含有泡沫成分。

广东是经济发展大省，也是高速路建设大省，高速收费俨然成为经济总量最便捷的来源之一。广佛、佛开、惠盐等9条(段)高速公路今年上半年通行费收入约26亿元。广深高速当初投资114亿元，截至2012年已累计收费超过410亿元，收入远远超过投资。高速的利润水平甚至超过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对政府与高速经营企业来说，让其拒绝这种诱惑是不现实的。所谓“车轮一响黄金万两”，黄金是政府、企业所得，却可能是交费者的额外负担；不少人只看到交费累积了黄金，却不见由此滋生的乱象。

超载、超限是高速常见病，而且屡治不绝、屡败屡治。严重的甚至冲岗轧死收费员，或者不甘受罚者以死抗争。表面上是当事人与交通管理的矛盾，实则是怎么收费与如何管治的角力。不服处罚，以死抗争，都是错误的；但收费的合理性、车辆营运的底线利润、高速交通的必要管制，就不能真正在法律框架内有一个相对公正的平衡吗？

失范的高速收费，还会滋生某些社会病。钱来得太容易了，就有条件高薪养人，就敢严重超编，月入万元也就自然引起研究生对收费员职务趋之若鹜；一个路段的项目负责人，一年收入可达30万元。如果还不满足，甚至可以合伙“窝案”一回，再瓜分一块收费的蛋糕，或者就着高速建设、养护、转让的利益链，狠狠地捞他一把。想想看，现行的高速收费，对社会分配不公、形成腐败温床是否也有独特的“贡献”？

归根结底，高速收费能否延期、超期，不时成为舆论焦点，这很不正常。在既有法规面前，能否延期、超期收费，不是一个可容政府、企业自说自话的问题，而是首先应该考虑如何严格执行法规。25年就是25年，多收一天也是违法。纵有千般理由，也只能去积极推动既有法规的调整，而不得无视法律按一己之愿想收多久就收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