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控烟手势”看公共治理的转变

刘孙恒

人们欢呼“史上最严”控烟条例的新鲜出炉，但对“不可以”、“我介意”、“请停止”等三种控烟手势却颇有微词，认为其有些矫情，有形式主义的嫌疑，倒不如“甩开膀子”，严格执法，予以重典。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首先必须厘清，推出“控烟手势”本就不是以其作为禁烟的主要手段，“控烟手势”只是个助力，它只是为方便后续的手段。如果人们不听此忠告，那么，“违者将被处以个人最高200元，单位最高10000元罚款”等实质性惩罚就会立马登场。

再来分析由“控烟手势”带来的益处。首先毫无疑义的是，职能部门推出3种“控烟手势”，由市民投票来决定采用哪一种，同时吸引舆论关注热议，最起码为接下来的“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的实施，做好了铺垫。毕竟，形成一种控烟的氛围，让人们心中有了“公共场所吸烟要被罚”的意识，接下来的工作也就好开展了。其次，由市民们来决定采用哪种“控烟手势”，既可提高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为公共问题的纾解做加法，也是公共治理方式转变的体现，预示着以往那种大包大揽的治理方式开始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由此可见，“控烟手势”非但不是一种形式主义，反而是公共治理转变的注脚。对于公共问题，主政者不再以军事化思维来治理，不再只侧重结果而忽视过程，而是在着重多元主体参与和充分协商的同时，注重治理程序的规范性、有效性，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思量，显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具体表现，无疑值得鼓掌。

是的，“我国成年吸烟人数已超3亿，男性吸烟率达52.9%，居于世界前列。现有13~18岁青少年吸烟者约1500万，尝试吸烟者超过4000万，青少年吸烟率达11.5%。与之同时，则是我国每年有约百万人死于与烟草相关的疾病。”鲜明的数据直指控烟的失败，让我们对禁烟的落实早已迫不及待。而“无烟奥运”、“无烟世博”、“世界无烟日”等等一场场雷声大雨点小的控烟运动，以及那一声声止于高分贝的有关“最严控烟”的宣称，让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任何摆姿态或隔靴搔痒的控烟之举。然而，诸多殷鉴表明，控烟缺乏健全的制度体系兜底，希冀毕其功于一役，譬如采取重罚的方式，最终往往会被现实的困境消解于无形。故而，只要有助于禁烟的任何努力都应该得到掌声，“控烟手势”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