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拥有7000张床位，被媒体称为“全球最大医院”的郑大一附院，因公布2014年营收情况而引来各界高度关注，甚至诸多非议。这家公立三级甲等医院在2014年实现营收75.21亿元，而外界有评论说，在这一“喜人”数字的背后是患者付出的高昂医药费。

一般来说，在医疗服务昂贵而稀缺的时候，医院的日子太红火，则意味着病患的日子不好过。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河南本地媒体戏言，郑大一附院75亿元的营收让河南人“肝儿疼”。短短6年，郑大一附院的营收额从6亿元增长至75亿元，这从经济的角度看，也许是正常的。但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制度设计来说，是赚是亏，恐怕还难以定论。

这样的担心，其实可以化为最简单的疑问：郑大一附院凭什么“异军突起”？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对应着河南本地过多的病情、抑或是当事医院超常的禀赋要素，这也无话可说，但这么一家三甲医院，因资源与政策优势而产生虹吸效应，进而“召唤”来层次不分、对象不等的各级医疗市场，这究竟是当地民众的幸或不幸？

就像业界道出的真相，“拥有河南最牛的一批专家团队和顶级医疗设备，不去研究攻克疑难杂症，却大病小病都治，连简单的头疼发烧都治”。这也就无怪乎有的媒体直接称其为“全世界最大的乡镇卫生院”。或许这并不是玩笑，譬如有人质疑郑大一附院身为河南唯一一家集教、研、临床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三甲医院，3年时间仅有一项重大科研突破。

“全球最大医院”，于看病贵、看病难来说，意味着什么？三级医院吸聚各种资源，医疗卫生的均衡就成了梦呓。结果，医疗领域的马太效应，必然放大患者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不信任感。旨在纾解医卫症结的分级诊疗等，如何做到呢？大医院再温馨、再贴心，对于基层患者来说，必然意味着医药开支之外，还要承担巨大的附加成本。

此外，在新医改的版图上，公立大医院应该有公益大担当。譬如国务院发布《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17年，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全面推开，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得到有效控制，总体上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30%以下。换句话说，弱化经济收益，缓解百姓看病贵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总方向，这个时候，6亿元到75亿元的飞速跳跃，意味着什么？更何况，从培育多元市场主体、解决多层次医卫需求的趋势来看，三级医院过于庞大，必然挤压民营等医疗机构的生存空间。

我们固然要看到郑大一附院的付出与努力，但三级医院患上“巨人症”，终究不是新医改之福，更不是公共利益之福。无论是当地医院太少，还是当事医院太强，都对应着公共投入与资源配置失衡的现实。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超级医院频现，更是撕裂社会公平的“剪刀手”。也许，“全球最大医院”是该减肥瘦身了。（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