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的自闭症少年雷文锋于2016年8月8日在深圳走失，12月3日死于韶关市新丰县人民医院。从离家出走到死亡的这100多天里，雷文锋辗转于派出所、医院、救助站、托养中心等地。目前，相关责任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3月20日《新京报》）

尽管各个环节的责任还未最后认定，但从报道的情况看，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在雷文锋之死中应该是有责任的。据当地殡仪馆的记录，今年1月到2月18日，49天内由该托养中心送来的死者达20人。另据广东某地方救助站相关知情人透露，该站2011年至今共向练溪托养中心送去200多人托养，截至今年3月，6年内死亡近百人。托养中心不是临终康复中心，高达50%的死亡率令人不寒而栗，也足以证明该托养中心的内部管理和运行机制存在很大的问题。

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应该负上它该负的责任，但它肯定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开信息显示，2015年7月，练溪托养中心中标了东莞市救助站流浪乞讨人员临时安置服务项目，服务时间为两年。练溪托养中心从政府手中获得了合法经营权，如果它是雷文锋之死的最大推手，那么我们也应该问问：政府究竟购买了怎样的服务？

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采购的一种，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政府理所当然希望买到质优价廉的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则希望得到更多的利益。但“质优价廉”很多时候有着极大的弹性空间，如果没有相关的制度约束和监管机制，尤其是公共服务与政府部门实际上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联时，政府就可能盲目追求“价廉”而非质优。练溪托养中心之所以能够中标这个流浪乞讨人员临时安置服务项目，就是因为它在三家竞标单位中报价最低，并以“低价”这个杀手锏，在多个地方屡屡得手。由此来看，对于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我们有必要更为审慎的评估和认定。

雷文锋之死，除了要追责具体的责任人，还需全面反思和整饬“价低者得”的公共服务购买体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应该是“银货两讫”式的一锤子买卖，而应把监管渗透到每一个环节。为完善政府采购，美国国会和有关部门制定了大约500种法律法规。早在2013年，我国也曾提出，要建立严格的监督评价机制，全面公开购买服务的信息，建立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评审机制，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但眼下而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处于非常粗放、随意的状态。这种局面必须尽快改变，毕竟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第二个雷文锋。